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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宝藏》总导演揭秘为何选中文物“后蜀石经”

时间:2019-01-19

《国家宝藏》走进石室中学现场。本报记者吴晓铃摄

本报记者吴晓铃

去年12月30日的央视《国家宝藏》上,四川博物院文物“后蜀残石经”的惊艳亮相,让不少观众了解到在四川还有一所学校绵延两千多年仍在教学,文脉从未中断。1月17日下午,《国家宝藏》栏目组携手中国国家图书馆来到成都,向在《国家宝藏》中亮相的石室中学赠送了后蜀时开刻的“十三经”宋刻拓本。在同时举行的公开课上,《国家宝藏》总导演于蕾揭秘了节目组选中后蜀石经的缘由,“因为它见证了中国人对教育的信仰。”

“文翁兴学”打动《国家宝藏》

2018年上半年,《国家宝藏》第二季开始在全国挑选新的一批博物馆。作为一级博物馆、馆藏文物32万多件的四川博物院,成为节目组的邀请对象。

于蕾透露,在赴博物馆实地调研时,川博专家推荐了收藏的蜀石经,“当时并没有觉得特别在意。毕竟中国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石经有不少。在第二季节目中,原本希望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东汉熹平石经推出来,而节目组的文物类别需要区分”,因此四川博物院的石经残片显然并非首选。然而,当专家提到后蜀石经当年刊刻后所存放的地点,就是文翁石室,也即彼时的成都学宫之内,是为学子们研读摹拓之用,尤其言及石室中学在建校2160年后仍然存在时,节目组的工作人员震撼了。于蕾说,“放眼全球,现在很难找到这样一个两千多年没有断流的学校。文翁所代表的中国人对教学的追求和尊重,可见一斑。”

作为一档文博节目,《国家宝藏》希望每一件文物都承载一个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或者民族的价值观。不同文物勾勒的侧面组合在一起,就能得窥中华文明的全貌。后蜀石经残片背后的文翁兴学的故事,让节目组意识到了它的珍贵,“如果说《国家宝藏》第二季首期节目中的李白真迹《上阳台帖》可以看出中国人在诗歌上的飘逸和豪情,那蜀石经看到的就是我们对教育的信仰。”最终,蜀石经残片和汉代制盐画像砖以及格萨尔唐卡一起,登陆《国家宝藏》。

  蜀石经是传诵千年的“最强教材”

那从后蜀开始刻录的石经,究竟有何珍贵呢?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只刊刻了七部儒家石经,分别是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开成石经、后蜀石经、嘉石经、御书石经、乾隆石经。后蜀石经是这些石经中字数最多、刊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种。它前后刻了近两百年,最后集结了儒家十三经,奠定了后世儒家经典格局。

据介绍,最早的“后蜀石经”为五代时期后蜀宰相毋昭裔主持刊刻的儒家经典石经,立于文翁石室。毋昭裔之后,赵匡胤统一中原,兵灭后蜀,石经的雕刻工作也没有停止。它历时近200年,碑石上千数。这些经典也被后世学子奉为圭臬,传诵千年。蜀石经不仅刊刻经文,最为珍贵的一点是还刻有名家大儒的注释。它更以拓印本的形式影响全国,在宋代广为流传。

遗憾的是,千余块后蜀石经因南宋末年的战乱而散佚,现仅存几块残石,四川博物院收藏的这几块历经战火的“劫后余碑”中,可以看到其中一块两面所刻内容为《毛诗》,一面为《周颂・桓》《周颂・赉》,另一面为《鲁颂・》。而蜀石经的全貌,目前只能从宋拓本中窥得。

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曾耗资25万元从香港购回后蜀石经的宋拓本以及其他珍贵古籍拓本,现存放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为后蜀石经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石经回“家” 文化传承生生不息

无论是川博的蜀石经残片,还是宋拓本的蜀石经古籍,它们现在都已经是珍贵文物,对研究四川的文化教育史具有重要意义。在石室中学建校2160年之际,《国家宝藏》节目组希望通过赠予仪式,让“蜀石经”重回石室,也让文翁重视教育、传承文化的精神通过石室中学,绵延不断地传递出去,让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成为历史与文明的守护者。

为此,中国国家图书馆将“宋拓蜀石经”(复制本)赠予石室中学,这也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向外传送的唯一一本“蜀石经”拓本。在赠予仪式上,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樱通过VCR表达了对活动的祝福。

于蕾表示,这次捐赠仪式不仅仅是遗散千年的蜀石经与文翁石室的久别重逢,更是一场文化与心灵的邂逅。《国家宝藏》通过这些闪光的国宝和动人故事,不仅是想做一次全民的文化普及,更想唤醒所有华夏子孙对上下五千年虔诚的敬畏,对中华之未来畅快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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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兴学

《汉书》上记载:“至汉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在文翁之前,中国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公立学校”,文翁开创了地方政府兴办“公立学校”的先河。从公元前141年的“文学精舍讲堂”“文翁石室”(历代大多这样称谓),到近代的“锦江书院”(1701年),直到现在的“石室中学”,办学达两千余年,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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