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况
成都大轰炸
对日诉讼长达十余年
1938年至1944年，日军为达成战争目标，集中其陆、海军所属航空兵力，对重庆及周边地区、四川成都市区、乐山、自贡、松潘等地进行了长达六年多的无差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
成都的大轰炸受害者自2008年7月开始对日起诉，2015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原告所主张的被害之事实，确认了无差别大轰炸违反国际法之规定。但对于原告个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未予以支持。2017年二审判决维持一审结果。日方法庭将召开三审（即再审监督程序），具体时间未定，大轰炸索赔团正在收集新的证据，以期为三审争取有利结果。
近日，抗战时期四川省防空司令部中校张介士之子张智言联系到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贡献出两份日军轰炸四川的军方内部资料，希望为大轰炸对日诉讼三审提供新的证据。经与四川省图书馆馆藏资料对比，最终确认这两份资料确系当时军方内部文件无误。重庆大轰炸对日诉讼中方律师徐斌提到，这些资料是他们首次接到中国军方防空战况记录的证据，或在三审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大轰炸对日诉讼，日方友好人士也作出了诸多努力，日本精神鉴定科医师野田正彰就是其中之一。野田正彰曾先后多次赴华为大轰炸对日诉讼收集证据。3月27日，野田正彰携日本7位教师再次来蓉，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让日本友好人士与大轰炸受害者及其后代进行交流。
抗战军方后代：先父保存有日军轰炸四川的内部资料
“先父张介士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四川省防空司令部中校，他曾保存有日军轰炸四川的第一手资料。”1月29日，72岁的张智言双手颤抖着从文件袋中拿出7页繁体竖排的资料复印件，交到记者手中。“我这次主要提供了两份资料，一份是时任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司令邓锡侯总结的《五年来四川之防空》，另一份是《流芳录――四川空袭殉难烈士传略》。两份资料都是先父保留的第一手资料，原件惜因种种原因未能保存至今。”
张智言回忆，他小时曾在家中阅读过很多类似的资料，后来被焚毁殆尽，他因需外出工作，将留存下来的部分资料交给朋友保存。2000年左右，张智言从甘肃兰新无线电厂退休后回成都，才从朋友手中接过这些资料，“当时是用油纸包着，朋友跟我讲曾埋在地下，可能没完好保存。”确如张智言朋友所言，大部分资料未能保存下来，张智言从朋友手中接到的，仅有一指节厚的资料，他立即去一家复印店将能复印的资料都复印了下来。“可惜因历史悠久，当时仅剩的这些原件也没能保存至今。”
“《五年来四川之防空》中详细记载了抗日战争时期敌机袭川的架次、投弹数量、伤亡人数等，以及四川省军政各界的防空对策和运作，目前保存有4页；《流芳录――四川空袭殉难烈士传略》则记载了姚开泰、万保忠等一大批烈士在大轰炸中因积极救护、疏散群众、保护器材而牺牲的史实，目前仅保存1页。”为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张智言还带有一份《四川全省防空司令部职员录》，这份1939年的职员录也是繁体竖排，据显示，其父张介士时年30岁，任中校。
“我多次参观人民公园内的成都大轰炸雕塑，其中有一个遇难同胞名单，左边的石碑上刻录着42名遇难同胞的姓名、性别和年龄，其中还有年仅1岁的婴儿。”张智言告诉记者，因未能保存资料原件，他多次到人民公园对比雕塑记录，并到图书馆、档案馆等处寻找能与这些资料相佐证的文章。“只希望能为大轰炸对日诉讼三审提供新的证据”。
律师：首次接到中国军方防空战况记录的证据
1月31日，四川省图书馆刚开馆不久，五楼保存本阅览室里，张智言就在翻找抗战时期的《防空月刊》，试图在其中找到能和其父遗留资料相佐证的文章。翻找十几本后，张智言终于在1941年至1942年的《防空月刊》中找到20余页资料，“这些资料内容和先父所留资料可以相互佐证，确系当时军方内部文件。”他随即复印下来拍照发给重庆大轰炸对日诉讼日方律师和中方律师。
2月1日下午，重庆大轰炸对日民间诉讼团日方律师一濑敬一郎家，一位志愿者将张智言提供的资料翻译给一濑律师后，一濑律师当即与中方律师徐斌电话联系：“相比乐山等地，成都对大轰炸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稍有不足，希望徐律师可以与张智言当面沟通，对其提供的资料做鉴定。并借此契机，号召相关人士对成都地区的历史资料做些梳理工作。”
接到一濑敬一郎的电话当天，在外地的徐斌即根据相关资料照片做了一份初步的判断报告，徐斌指出，“《五年来四川之防空》中提到敌机袭川的架次、投弹数量等信息，与日本军部的作战战报相符。其中记录的伤亡人数等是确定受害者人数的一个可采信的受损证据；《流芳录――四川空袭殉难烈士传略》所记载的烈士，未列入对日民间诉讼团的原告提起起诉是个遗憾，这些烈士亦是大轰炸受难者。”
徐斌告诉记者，目前正在进行三审的资料和证据收集，而张智言提供的这些资料，是他们首次接到中国军方防空战况记录的证据，或在三审中发挥重要作用。“三审是复查一审二审是否有判决错误，主要是书面形式审理，相关资料的完善会起到很大作用。经诉讼团历史、军事专家鉴定后，这些资料将寄给日方律师。”
日本友好人士：多次赴华收集大轰炸证据
3月27日，成都探索西部青年旅社一间小小的茶室内，满满当当挤了25人，除了野田正彰，现场还有7位日本教师，他们同为与成都大轰炸受害者交流而来。
事实上，这不是野田正彰第一次来中国了。就在去年7月，野田正彰先后对成都、乐山大轰炸受害者及其后代进行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鉴定，这些鉴定资料已作为大轰炸三审的补充材料移交给东京最高法院。在此之前，野田正彰还曾前往重庆，走访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后，编成《重庆大轰炸》一书作为呈堂证供交给了东京最高法院。
野田正彰对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恶感到羞愧，“日本的加害者只有站在中国被害者的地位，才能体会被害者的痛苦和悲哀，从心里反省和认罪，求得被害者的宽宥；加害国战后世代只有正视父辈的侵华罪行，主动同被害国战后世代沟通和对话，才能达到真正的民族和解。”
野田正彰认为不论中国年轻人还是日本年轻人，都有了解长辈曾经遭受的苦难的义务。回国后，这7位日本教师将把大轰炸史实讲给学生听，以后或将把学生带来中国交流学习。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实习记者 彭祥萍 记者 庄灵辉 摄影 陶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