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在疫情与国际经济环境低迷的叠加影响下，外贸受到巨大影响。但同时，外贸布局也更加均衡。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外贸进出口11.39万亿元，下降4.7%，而中西部地区进出口2.38万亿元，增长5.7%，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6.7%，比重提升1.4个百分点。
在全国23个地区中，进出口增速较去年同期增长的地区有8个，都位于中西部。成都，也交出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单――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成都进出口总额排名第四、增速排名第二。
值得关注的是，这和《中国海关》刚刚发布的2019年“中国外贸百强城市”名单形成较大反差。后者的统计时间停止在去年底，其中成都列第16名。中西部城市的外贸逆袭可以持续吗？下半年外贸格局又会发生哪些改变？
启示一
产业链的提前布局，能帮助城市快速应对疫情带来的断链风险
新格局：
从东部到中西部
无论怎样变化，能让现有格局发生改变的都是市场主体――外贸企业，他们所处的行业构成了城市外贸的特殊业态，而交易额则构成了进出口交易额。
《中国海关》对其有详细分类。比如，浙江杭州、金华和广东广州均有大量以出口小商品为主的贸易公司，3座城市常年占据产品数目指标30强。以制造型企业为主导的城市，则通常专注于出口一种或几种拳头产品。例如2019年，富士康仅在郑州出口额就达到2199.2亿元。借力三一重工、铁建重工等智能制造企业，2019年长沙机电产品出口增速高达67.8%。
疫情之下，中西部地区积累已久的产业优势也开始显现。
上半年，成都高新综保区仅集成电路一项就实现了1462.4亿元的进出口额度，同比增长33.3%。四川省商务厅外贸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区部分大型外资企业的产品具有不可替代性，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调节产能，能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外贸带来的冲击。
产业链的提前布局，也帮助城市快速应对疫情带来的断链风险。疫情中，四川一汽丰田曾因上游厂商在湖北一度难以开工，后由成都市经信局协调当地中小企业优先支持一汽丰田，加速其复工复产。
不过，上半年中西部地区进出口值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仅16.7%。随着全国复工复产走向正轨，具有区位优势的东部地区依然是对外开放的门户和出口基地。专家认为，这种分工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很难改变。
因此，对中西部地区城市来说，下一步需要思考的将是如何培育自己的外贸增长点。
成都正在寻找自己的增长点――成都市商务局外贸处透露：今年上半年，成都备案跨境电商企业累计1145家，交易规模达189.77亿元，增长105.26%。
启示二
在“一带一路”新格局下，中西部城市从承接东部地区产业的角色，转变成一个新市场的开拓者
新市场：
从欧盟到东盟
除了本地外贸企业，城市的重点外贸市场也很重要。尤其对成都这样的中西部城市来说，在“一带一路”新格局下，这个市场可能让它们从承接东部地区产业的角色，转变成一个新市场的开拓者。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副主任周晋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贸易伙伴结构发生变化，尤其是受英国脱欧的影响，东盟替代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上半年，我国对东盟进出口延续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达2.09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4.7%；欧盟成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期进出口下降1.8%。
就成都而言，今年上半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1016.6亿元，同比增长45.4%，其中对越南、波兰和以色列分别增长66.4%、3.2倍和6.1倍。
“我国对欧美出口主要是从东部省份的港口起运，而对东盟的出口主要是从广西和云南的港口出发，由于我国贸易伙伴地位彼此间发生了变化，所以东西部地区的出口随之产生变化。”周晋竹说。
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势是“海”，以及区位优势长期积累的市场势能，但对中西部地区来说，“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西部开发开放、西部陆海大通道建设等国家战略机遇叠加，无疑带来了重大历史机遇。
比如，“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实际上明确了成渝地区将成为继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之后，全国第四大城市群、经济增长“第四极”。在这个过程中，更多国家政策红利将加快形成，同时，成渝地区对优质要素资源的吸引聚集能力将加快提升，为外资企业发展带来更强大的动力源。
“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则明确了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通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国家将大力支持成渝地区进一步强化作为向西向南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起点的功能，支持成渝地区带动整个西部内陆地区深化高水平开放。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对外开放力度将持续加大，瞄准西向和南向市场不容改变，相关的政策制度体系将更加健全，从而进一步拓宽外资企业发展空间、降低各类制度性交易成本。
启示三
中西部地区大多缺少直接对外港口，具有政策优势的特殊监管区域将对外贸活动产生更强的集聚作用
新途径：
从班列到空中
要完成外贸货物交易，还有一个关键点不容忽视：交通。
越快速、越便宜、越安全，也同样是城市发展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当空运、海运等传统运输方式遭受疫情冲击时，中欧班列就显现其“抗压能力”。
一个细节是，疫情期间，中欧班列一度遭遇了“大堵车”。原因在于，大批原本走空运、海运的货物转到了铁路运输，中欧班列线路相继爆仓。
根据此前披露，这些被滞留的货物，一方面是来自华东和华南地区的货物，比如联想的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通过公路运送到成都集结；另一方面成都本地生产的电子产品运输需求也大幅增长。比如，TCL今年上半年通过中欧班列（成都）的发运量由去年每月发100余柜，增长至每月400余柜。
“目前，我们已经吸引了联想、戴尔、TCL等万余家企业利用通道开展业务。”成都国际铁路港相关负责人表示，利用枢纽口岸及国际货运通道优势，这里完成了承接产业转移的需要。
除了铁路，西南的“空中路线”也在今年疫情期间实现了最好成绩。
数据显示，双流机场今年上半年旅客吞吐量位列全国第一；6月起降架次量2.7万架次，连续两月居全球第一。
正如《中国海关》指出，中西部地区大多缺少直接对外港口，具有政策优势的特殊监管区域对外贸活动产生更强的集聚作用。四川省决策委员会委员盛毅此前就表示，接下来成都作为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将成为稳定国际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国际大通道的打造，也保证了外向型企业的快速恢复以及稳定增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邹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