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近年来，财政科技投入日渐增高，科研设施与仪器规模持续增长，但高校院所中，却有部分仪器设备利用率并不高。一名高校教授向记者吐槽，其所在学院光刻机就有四五台。如果拉通共享，一台足够。
另一边，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初创型企业实力有限，难以负担采购先进仪器设备费用，创新能力受限。
2014年以来，“仪器共享”频频出现在国务院文件中。国家连续出台相关指导文件，要求加快推进科研设施与仪器向社会开放。
最近，省内100家科研单位迎来一场“大考”。根据其拥有的科研仪器设备总价值，接受10位省内外知名仪器设备管理专家评级打分。考核内容是过去一年各单位大型（50万元及以上）科研仪器对外开放共享情况。
这是我省首次对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工作进行评价考核。一名参与考评的专家说，“考核不仅为了看你做得好不好，更要以此为抓手，来促进科研仪器的共享。”
言下之意，考核是倒逼共享的手段。日常生活中，共享之风劲吹，为什么科研设备的共享，还需要倒逼？从平台到真正共享，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徐莉莎
四川探索
有省级共享平台 在全国率先加入了工业设备
为科研仪器设备扩大“朋友圈”，事实上，四川做了很多工作――省本级建立的“四川省大型科研仪器与工业设备共享平台”，聚集了省内相关单位207家，整合仪器设备3062台/套；部分单位、区域也积极响应，建设起对外开放共享平台。
成都立鑫新技术科技有限公司最近就通过省级平台找到了一家绵阳的院所，帮公司进行信噪比测试。“公司最大的痛点就是仪器设备。几十万元的仪器尚可承担，但动辄上百万元的频谱分析仪、微波暗室等就只能借用了。”公司分管研发的总裁助理兰鸿说。
据统计，省级平台运行以来，已提供共享服务5000余次，服务金额达2100余万元，为中小型企业节省上千万元资金，减轻了创新主体的负担。今年初，这一经验入选2020年科技体制改革案例库典型案例清单。
在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总工程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刘瑞看来，四川的特色，一是家底清、数据详实，在大型科研仪器的基础上，在全国率先加入了工业设备，为盘活存量设备资源、开展共享奠定了基础；二是整合了军工仪器资源。省科技厅、绵阳市共建的“17共享网”，与140余家军工科研单位合作，已累计提供共享服务约2万余次。2020年10月还在重庆建设了分中心。
在四川的仪器共享科研单位中，不乏“尖子生”。譬如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历年来多次在科技部共享工作考核中获优，2019年为西部地区16家高校、研究机构，51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对外服务约占设备使用总机时的20%；四川大学2020年已开放仪器年平均运行机时超过1200小时，平均对外服务近100小时。西南交通大学2019年引入智能物联网平台，逐步实现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监控，当年对外服务超过3万小时。
跨区域平台也在不断涌现。近期，省本级平台将与重庆正式启动川渝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中国科学院布局的成渝地区大型仪器区域中心也即将挂牌，该中心将统筹光电所、生物所、山地所、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打造对外共享平台。
实效测评
平台重建设轻运营 供需双方存在信息鸿沟
平台建设热热闹闹，但剔除少数“拔尖者”，再看共享实效，会发现科研仪器设备共享，不如看上去那么美。
一位参与考核的专家估算，其所在小组考核对象中，10%-20%已有完善的机制，取得较好的效果；50%-60%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可能工作已经布置下去，但还没见成效。”其余则处于相对落后状态。没有相应制度，定价、接单、服务无从谈起。
记者走访了解到，部分平台、制度一应俱全的单位，效果也不理想。某高校试验设备处处长向记者吐槽：“平台、机制一应俱全，我的‘面’煮好了，却没人来吃。”另一位院所共享平台管理人员也苦恼，“不知道目标用户在哪儿。”
原因是多方面的。重建设轻运营、管理粗放是这些平台的主要问题。记者打开某省级综合类共享平台官网，数千台（套）的仪器资源仅按照地区、所属单位、行业领域分类，没有功能性的整合统筹。
检索常见的“扫描电子显微镜”，页面显示仅在四川大学有3台，其产地、型号、服务内容不同，但在封面显示的状态却几乎一样，难以区分。甚至部分仪器具体信息都不完整。记者在页面中看到，多数单位预约数为0。
而对比一些市场化、公司化的测试平台，它们以需求为导向找仪器，可提供共性和个性化服务，官网页面常见设备上新、团队服务、拉新活动，仪器的功能介绍、送样须知、测试案例一目了然。
兰鸿建议官方平台加大宣传力度。她说，如果不是因为此前有过合作，自己可能也不会得知这些共享平台的存在。
这导致供需双方的信息鸿沟依然存在，共享实效不明显。采访中，成都国为生物医药公司研发人员李晶透露，公司苦苦找寻4个月，也没找到一台冷冻电镜。而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就有这样的高端设备。
刘瑞说，平台缺乏宣传是全国共性问题。
追根溯源
有观念的问题 更有激励机制的问题
为何运营、推广力度不大？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根源在于“不愿享”。一些科研单位普遍认为，做项目搞科研才是本职工作，对外开放太麻烦。
“别说对外共享，有的学院课题组之间设备共享都成问题。”某高校教授向记者倒苦水，“实验谁来做？用坏了谁来修？收费标准是什么？怎么给人开发票？有没有通过中国计量认证（CMA）？……这些都成问题。”
一些单位通过制度设计，制定了收费标准和收支体系；将对外开放的部分收入提留，作为维修管理基金；建立统一的分析测试中心，申请CMA，为校内外提供共性的服务，解决了部分问题。
除了操作层面，“不愿享”的根源还体现在思想观念上，这一情况在高校尤其突出。高校仪器设备涉及专业面广，分散在各学院、实验室，管理相对松散。一些专家仍有仪器设备“团队化、个人化”的旧观念。“另外，如果校长不重视，光设备处处长折腾，大家也可能不配合。”该教授说。
更深层难解的问题体现在激励机制上。科研仪器设备共享不同于共享单车，其本质是为企业提供复杂、非标准化的服务。仪器很重要，操作实验的人更重要。
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公共实验技术中心主任周燕介绍，提供对外共享服务时，企业科研基础不一，有时得反复沟通，摸清对方需求；有的客户要求较高，需要设计精密、复杂的实验方案。而这些，都需要科研人员在本单位任务外，额外付出大量心血。因此，激励格外重要。
为调动积极性，四川2018年出台政策明确，管理单位对外提供开放共享服务收取的服务费，应用于科研团队劳动报酬，不作为绩效工资总额基数。
但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一政策落地并不理想。科研单位普遍反映，“这是当年四川很大的突破，联合省发改委、财政厅、教育厅，下了大力气。政策很明确，但还不够细。”
特别是中央在川科研单位或其二级单位，还得符合主管部门或本单位的财务、审计制度。院所普遍设置了绩效总额“限高”，对外服务费用纳入绩效总工资，一旦超出限额，就与单位管理体制冲突。
某在川高校曾发文明确，设备实验服务费的70%，按照国家和学校政策规定主要用于共享测试服务绩效奖励。但是面对复杂的财务制度，该校设备处处长也只能摆摆手，“存在政策‘撞车’问题”。
多位受访者认为，四川面临的问题与国内大多数地区一致。要达到更好的共享实效，还需从上述问题入手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