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玲莉（左）与外科医生在转运工作中。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枫 摄
●日常工作是奔走各地医院，宣传器官捐献，寻找潜在的器官捐赠者
●“最难过的不是被拒绝，而是当家属流着泪告诉我‘我们愿意捐赠器官’的时候”
●经常会进行跨越数千公里，在不同城市之间转运的“生死大营救”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寰
4月1日，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ICU病房，一名不到40岁因车祸受伤的患者，脑电图监护仪出现了一条直线，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确认，该患者的脑组织已经没有血流灌入，体感诱发电位波形消失，又经过12个小时观察，确认该患者脑死亡。
“您愿意捐献出他的器官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吗？”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刘玲莉说，“把这短短一句话说出口，有千斤重。面对亲人的离世，家属是那么悲伤，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而我的工作，却是在这个时候跟他们讨论死亡。”五年来，刘玲莉每天都在与生死打交道，作为“生命”的接力者，他们为逝者惋惜，也为生者能延续生命欣慰。
主角名片
刘玲莉：器官捐献协调员，1988年出生，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护理专业，曾经是负责教学的老师，5年前看到器官移植中心的招聘信息，于是转岗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她心中，这是一份做善事的工作，尽管很艰难，但是很有意义。
何梦洁：器官捐献协调员。1986年出生。2016年初经过国家认证考试并通过半年实习，正式开展协调员工作。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之前，正好她的闺蜜捐赠干细胞救了人。那时候，何梦洁看到了华西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招聘信息，于是认定了：这是我要做的事情。
鄢伟：器官捐献协调员，1987年出生，2014年，鄢伟通过了器官移植协调员的考试。他说，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希望为生命搭建一座桥梁，让器官移植者以另外一种方式活下去，给等待者的家庭带来生的希望。
让“生命”延续下去
在中国，生前身体状况良好，评估其各项器官功能状态属于优质的脑死亡患者，是潜在的器官捐献者，而脑死亡是判断患者是否能够成为潜在器官捐献者的重要依据。“我们不能放弃每一次机会。死者不能复生，但对还在生死边缘上挣扎的人来说，他们还有生的希望。”刘玲莉说，每次跟脑死亡患者家属谈话之前，她都会在心里对自己说一遍这样的话，“自己才能鼓起勇气开口跟患者家属沟通。”
4月1日那天，车祸脑死亡患者的家属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捐赠的器官会给谁用？我们有权知道对方的情况吗？”刘玲莉向家属作了专业解释，“当家属在‘器官捐赠同意书’上签字的那一刻，我感到如山的责任。这是多个家庭对生命的重托。”
经过外科医生、伦理道德委员会的系列评估，这名脑死亡患者的心脏、肾脏等脏器被移植到另外几名濒临死亡的患者身上――他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这一次协调，对刘玲莉来说有一种“顺利来得太突然”的感觉。
作为协调员，平时遭家属拒绝很正常。“我们能够体会失去亲人的痛，所以遇到任何形式的拒绝都能理解。与家属沟通时，我们也尽可能站在他们的立场，这是亲人以另外一种形式延续生命。”刘玲莉说，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日常工作就是奔走各地医院，宣传器官捐献，寻找潜在的器官捐赠者，向逝者家属宣讲器官捐献的政策。
见证“生命”的接力
华西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何梦洁至今记忆犹新：一年前，一名9个月的婴儿不幸摔伤，虽然经过大半个月的积极救治，最终无力回天，进入脑死亡状态。在半个月的抢救过程中，孩子的父母多次哭得昏厥过去，但监护仪始终显示的直线告诉他们，结果已无法改变。家人主动与当地医院医生说，希望能将孩子的器官捐赠出来。捐献器官的当天，婴儿的母亲穿了一件崭新衣服，她最后一次亲吻了孩子的面庞，喃喃地说：“宝贝，你没有离开。你一直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最难过的不是被拒绝，而是当家属流着泪告诉我‘我们愿意捐赠器官’的时候。”何梦洁说。
孩子的器官救了4个小朋友：一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一名肝病患儿以及两名肾病患儿。
按照规定，为了让捐赠者的家属感受到亲人的生命在延续，他们有权知道接受者的性别、年龄以及术后恢复的情况，但双方不能见面。
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四川省红十字会找到四个受捐的家庭，拍摄了一段视频给捐赠者家人。尽管孩子戴着口罩，但依然能够看出他们灿烂的笑容。捐赠者的父母说：“我的孩子活着，只是暂时不能回到我们身边。”
协调一名两个孩子的妈妈捐献器官，是何梦洁从事这份职业之后遇到的第一例捐赠。
这位母亲刚满30岁，小女儿还嗷嗷待哺。由于患上了脑瘤，她先后做了两次开颅手术，但不幸的是再次突发脑出血，生命危在旦夕。弥留之际，这位母亲让丈夫把两个孩子带到病房，孩子还小，并不知道这一次的相聚意味着什么。她又让丈夫找来器官捐献协调员，说：“我想捐献器官，这样我的孩子想我的时候，就会有精神寄托。”
这样的感动时常上演。一名83岁的大学教授在弥留之际交代子女：“我离开后，把遗体捐赠了，看能不能救个人。”子女怀着悲痛联系医生，说这也是父亲以另一种方式“活”在世上。按照器官捐赠原则，一般器官捐赠者的年龄不超过65岁，但如果身体状况良好，器官功能没有损伤的，年龄可以适当放宽。经过多方评估，这位老人的器官没有被使用，但遗体成为医学生宝贵的学习资源，老人也成为四川省乃至全国器官捐赠年龄最长者。
惊心动魄的器官转运
由于资源极其匮乏，器官捐赠者和等待者的信息，都会进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系统会对各项数据进行评分、配型，并进行最科学的分配。因此，为了最大程度利用好捐赠的器官，经常会进行跨越上千公里，在国内不同城市之间转运的“生死大营救”。
这就是一场横跨了1800公里的人体捐赠器官转运，用了不到八个小时，而八小时，也正是肺移植的有效时间。刘玲莉就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两年前，天津一名器官捐赠者的肺与成都的一名等待者配型成功。根据器官移植的时间，从捐赠者身上取下肺，到放进等待者的胸腔，时间必须控制在八个小时以内。争分夺秒，刘玲莉和两名外科医生提前一天赶到天津，对捐赠者的器官进行了评估，符合捐赠的条件。第二天一大早，在医生为捐赠者进行器官摘除手术的同时，刘玲莉开始预订飞往成都的航班，不巧的是，当天下午没有天津直飞成都的航班，唯一的办法就是辗转到北京，再乘飞机到成都。
当出租车司机知道他们带的是“器官移植箱”时，铆足了劲，“狂奔”至首都机场。刘玲莉他们下车时，司机说：“我今天很有成就感！”
在飞机滑出跑道时，华西医院胸外科的医生已着手准备为患者开胸切肺。此时，机组人员同样给予绿灯，在飞机即将落地时，空乘人员把刘玲莉和同事安排至靠近舱门的座位，并通知机场摆渡车到位。机场专车与120救护车无缝衔接，风驰电掣的120救护车驶入华西医院，护士们早已等候在此，接过了承载着生命的器官转运箱……肺进入到患者胸腔，时间接近8个小时。而刘玲莉和同事已累得瘫在地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刚缓过来，就将一瓶矿泉水咕噜咕噜地喝了个底朝天。
两个星期后，接受肺移植手术的患者康复出院，刘玲莉从其主治医生处得知，患者术后恢复良好。
器官捐赠之路仍漫长
让器官捐献协调员鄢伟感触很深的是，随着社会各界对器官移植宣传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人逐渐理解器官捐赠。五年前每协调10位家属，可能只有一两个成功。而现在成功率比原来有所提升。不过，由于脑死亡患者器官捐赠是器官移植的主要渠道，因此捐赠器官面临严重匮乏的现状。
鄢伟在工作中深有感触，就在不久前，一名23岁的心衰患者，在生命的尽头做出捐赠器官的决定。这位患者接受了两次心脏手术都是由社会爱心人士捐赠完成的，他的父亲也表示“他曾经得到过社会的帮助，那就应该回馈社会”。后来，这名患者的肾脏、肝脏，挽救了四条生命。但鄢伟也有被拒绝的经历，有一次他与一名31岁车祸脑死亡患者家属接触，希望能够答应捐赠器官，但患者的爷爷奶奶表示：“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落叶归根。”鄢伟多次与家属沟通后，对方还是不愿意。“家属尚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我们很能理解。”其实，说起遭到家属拒绝，华西医院的每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都有一部“心酸史”。
目前，四川一共有器官捐献协调员73名（全国2000多名），都具有医学相关背景，并经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国家卫健委联合考核并颁发执业证书。他们分别在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西部战区医院和空军医院设立的四个器官移植中心工作。由于这是一份新型的职业，所以协调员的年龄普遍年轻，大都是1990年前后出生的年轻人，且女性居多。“或许是女性天生的细腻且亲和力强，我们与潜在捐献者家属沟通时更能够感同身受，关心关怀。入行这些年，尽管也经常遭受到拒绝和不理解，但是还没有遭到过人身攻击。”刘玲莉说。
截至2021年3月28日，四川省遗体和人体器官捐赠志愿登记人数累计达15.6万余人，累计实现人体器官捐赠1114例，遗体捐赠1331例，眼角膜捐献1543例，捐献量位居全国前列。
3月31日，“生命的乐章――2021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暨宣传普及活动”在南京举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超过315万，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3.3万余例，捐献器官9.9万余个，挽救近10万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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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协调员主要工作职责
◎对其服务范围内的潜在捐献人进行相关医学评估；
◎依照《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规定，与捐献人或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签订人体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等人体器官捐献合法性文件；
◎获取、保存、运送捐献器官，并按照器官分配系统的分配结果与获得该器官的人体器官移植等待者所在的具备人体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进行捐献器官的交接确认；
◎对捐献人遗体进行符合伦理原则的医学处理，并参与缅怀和慰问工作；
◎保护捐献人、接受人和等待者的个人信息，并保障其合法权益；
◎向社会公众提供人体器官捐献知识的普及、教育、宣传等。
脑死亡与植物人的区别
脑死亡是判断患者是否能够成为潜在器官捐献者的重要依据，那么，脑死亡和植物人有何区别呢？
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田林郁介绍，植物人和脑死亡有着实质性的区别，植物人虽然很多自主能力都丧失了，但还保留着一些本能的反应，而脑死亡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这是世界都认可的。因此，也可以说，脑死亡是不可逆的，而植物人神经功能还有进一步恢复的可能。
脑死亡的定义是虽有自主心跳、但无自主的呼吸，而且深度昏迷，脑干及脑干以上的中枢神经系统永久性的丧失功能，最终是必然死亡。植物人的定义是与植物生存状态相似的、特殊的脑功能状态，患者的脑皮层功能丧失，因此认知能力已经完全丧失，也没有任何的主动活动，对外界的刺激无法产生有意识、有目的应答。但植物人的脑干的功能是存在的，因此有自主的呼吸、心跳、血压、睡眠觉醒周期等。脑死亡患者没有苏醒的可能，而植物人经过长时间的治疗和护理，是存在苏醒的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