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石刻头像
乐伎
谥宝
玉大带
“后陵永庆院在大西门外不及一里，盖王建墓也。” 南宋诗人陆游曾留下诗句告知后人，永陵在当时成都的西大门外，但具体位置无从知晓。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天成铁路局在西门外抚琴台挖建防空洞时，永陵被意外发现，得以重见天日。
王建墓史称永陵，为晚唐大将、前蜀开国皇帝王建归葬之地，是我国目前所知的唯一修建于地表之上的帝王陵墓。为何要将陵墓建于地表？王建陵墓地宫棺床上的石刻浮雕“二十四伎乐”，是否为唐玄宗作曲、杨贵妃起舞的《霓裳羽衣舞》？因为历史原因，永陵出土的“国宝”玉大带、谥宝、哀册一直收藏于四川博物院，今后是否有机会“回家”？日前，成都商报记者面对面专访了成都永陵博物馆馆长彭建平，一一揭开永陵前世今生的神秘面纱。
发掘
永陵在战乱中
被发现的幸与不幸
成都商报：永陵，俗称“王建墓”，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发掘出土，尽管遇到抗日战争时期，但是王建墓的出土仍旧震惊了世界。作为永陵博物馆馆长，您怎么看当年那次考古发掘？
彭建平：永陵的发现是偶然的。第一阶段的抢救性发掘由冯汉骥先生主持，召集了当时四川华西大学与四川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参与发掘，甚至还引发了一些误会；第二阶段的发掘是比较高调的，成立了“抚琴台整理工作团”并举行了典礼，由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吴金鼎指导发掘工作，执行机关为四川博物馆，协助机关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营造学社的莫宗江等人直接前来协助发掘工作。
可以说，永陵作为帝王陵墓在战乱中被发现是不幸的，但其后之际遇又是值得庆幸的。因为它的发掘集聚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一批考古学者，他们运用当时一流的考古发掘技术，圆满地完成了工作。正是这些前辈们的努力，为我们保存了今天雄峙成都的千载帝陵，也留下一份特殊的历史记忆。
成都商报：王建墓被学界称为我国唯一一座建在地表之上的皇陵，当时为何要建在地表上？
彭建平：从目前成都发掘考古的遗址来看，再结合史书记载的前蜀皇宫建筑，永陵与前蜀皇城“隐然有着正南正北的呼应”。据北宋初年成书的《九国志》记载，永陵陵址的选择由前蜀著名文士、成都尹周庠主持，经群臣商议而定下的一块“风水宝地”，这个选址肯定是不好随意更改的。但是此处的地下水位较高，墓冢不远处就曾发现有汉代的一座陶井遗迹。因此，很可能是当时的建造者发现向下修建墓穴因受地下暗河的影响而无法实施，故采用变通的方式，“聚土为陵”，将墓室修于地表之上。
成都商报：王建墓被发掘时，当时永陵博物馆还未修建，于是将发掘出的玉大带等国家级文物收藏于四川博物院，至今未“回家”，有无尝试让“玉大带”真正回归永陵博物馆馆藏？
彭建平：四川博物院作为永陵的“老大哥”、“老东家”，一直以来对我馆的工作是十分支持的。2005年双方合作开展过“国宝回家”活动；2015年底，永陵新建综合馆开放，国宝再度“回家省亲”。不过文物的“理想归属问题”牵涉范围较广，全国不少文博单位多存在此类现象，目前不可能一蹴而就能解决，需要国家顶层设计，等待恰当的方式和适当的时机。
物证
二十四伎乐是成都作为“古代音乐之都”的实物证据
成都商报：在发掘王建墓之前，成都人曾一度以为最初的土丘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定情的“琴台”。有意思的是，王建棺床上石刻的“二十四伎乐”恰好就是跟音乐有关的伎乐（器乐）。而“二十四伎乐”又没有汉唐颇为流行的古琴，您怎么看？
彭建平：其实不光是永陵的“二十四伎乐”，其他类似的文物遗存中都没有古琴。这主要是因为古琴的演奏特点更注重“韵味”而不仅仅是“声音”。古琴一般用于雅乐之中，音域宽广，音色深沉，余音悠远。从传统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古琴与文人、雅士通常连接在一起，曲高和寡。
我们听琴乐都是一种安静悠远的感受。“静”可以说是琴音的最大特点。这里的“静”还有两层意义，一是抚琴需要安静的环境，因为琴声很小，二是抚琴更需要安静的心境。所以一般古琴更适合独奏，用在乐队中无论做主旋律还是伴奏都不太合适。
成都商报：在王建墓棺床三面雕刻着二十四个伎乐，乐伎所奏乐器被认为是龟兹古国音乐，也有人说是佛教音乐并跟敦煌莫高窟壁画的飞天乐伎相提并论，你们最终认定这批永陵石刻乐器来自哪里？
彭建平：从这个乐队的乐器组合来看，它既不完全是燕乐（胡乐），也不完全是清乐（法曲），应是唐玄宗时“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后所发展的一种乐队，是唐代音乐在中后期的一种发展变化。
这组乐队的编制中包含了中国古代的汉族传统乐器如筝、箫、篪等，也有少数民族乐器如 篥、羯鼓、琵琶等，还有源自古代印度、中亚、西亚等“一带一路”地区的外来乐器如竖箜篌、贝、铜钹等。这种兼收并蓄的多样性恰恰反映出成都在南北丝绸之路文化传播交融过程中扮演的空间上的枢纽角色。
成都商报：从杜甫《成都府》“暄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和《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等描绘成都民间乐舞诗句，到出土的永陵石刻“二十四伎乐”，都在指认一件事：成都，在唐朝就是音乐之都。如今，成都正在建设“国际音乐之都”，您如何看这种天府文化传承？
彭建平：如果说《赠花卿》是成都音乐繁盛的生动写照，那么“二十四伎乐”石刻就是“古代音乐之都”流芳千载的实物证据。唐末五代战乱此起彼伏，在当时的蜀宫中能保有这样一支顶尖乐队，除了得益于成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也离不开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对音乐的热衷倾向。这组文物是唐宋之交前蜀宫廷中确切的历史记忆，既是唐代音乐文化流被的华章，又是被宋代音乐文化所承袭的精髓，见证了成都在唐宋文化连接发展过程中扮演的时间上的纽带角色。
疑问
“二十四伎乐”跳的是《霓裳羽衣舞》？
成都商报：在永陵石刻“二十四伎乐”中，最耀眼的伎乐是两个舞伎，有专家说，从她们的舞姿、服饰、发饰看，极有可能来自唐玄宗作曲、杨贵妃起舞的《霓裳羽衣舞》。如今印证此说了吗？如果不是，两个舞伎所跳之舞又是什么风格唐代乐舞？
彭建平：说到永陵二十四伎乐与《霓裳羽衣舞》的联系，实际上源于上世纪80年代由四川音乐学院著名作曲家朱舟、俞抒和高为杰三位先生创作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蜀宫夜宴》。《蜀宫夜宴》的灵感来源于“永陵二十四伎乐”，乐曲的创作则是借鉴参考《霓裳羽衣舞》的古曲谱予以想象创意和艺术构思。
唐代的乐队不论是清乐、燕乐或者胡乐，均有舞者，仅凭两名舞伎石刻现有的形象去断定其表演的是《霓裳羽衣舞》，肯定是不严谨的，目前在学术研究层面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定论。
唐代的舞蹈大体可分为“软舞”和“健舞”两大类，永陵的舞伎作为宫廷舞者，想必应该精通各种舞蹈，从目前石刻的姿态及服饰看，她们在此表演的应是某种“软舞”。
文创
复原“二十四伎乐”乐器
难在有些几乎失传
成都商报：你们在复制这批伎乐时，是全面按照石刻伎乐造型来制作，还是结合了现代乐器形制？
彭建平：古乐器的仿制、“复原”呈现是我馆近年工作的一大亮点也是一大难点。有的乐器历经嬗变古今差异较大，比如琵琶在宋代以后随着品相的增加改为竖抱，用手指弹拨，像永陵乐伎这般横抱于胸前，右手持“牙拨”弹奏的曲项琵琶已不常见；还有的乐器则完全失传，比如羯鼓。此外，还有部分乐器无法根据外形和演奏方式给予确切的定名，学术上还存在一些争议。
鉴于这种复杂性，在乐器仿制“复原”的具体设计制作中主要遵循以下几点：首先，在古代乐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标志，具有重要的仪仗作用，很注重装饰和工艺的豪华色彩，大多金漆彩绘。我们希望再现这种观念，在乐器可装点的部位设计装饰具有时代性的绘画或图案。其次，制作的乐器外观仿效石刻的原貌而内部结构可以参考现代乐器进行设计，除了确定是沿用传统律制的乐器外，可采用十二平均律以适应今日之演奏。最后，在经费允许的前提下，应尽量选用传统材料及传统工艺。
最终，结合演出的实际需要，我们分别制作了一套“拟古乐器”和一套“仿古乐器”。前者主要按照石刻的形态特征制作，以供展演；另一种则以石刻乐器为依据，查证文献参照实物，制作的乐器形态、结构、材料有一定依据，并按照一定音律有实际音响。
成都商报：永陵博物馆中的石刻显示出了高超的艺术水准，比如王建石像、王建棺床。传说很多石材来自成都金堂，是否属实？此外，王建石像亦是极其罕见的皇帝真人石像，这是否意味着当时成都的石刻艺术已经走在全国甚至世界前列？
彭建平：王建墓地宫的石板不少刻有“金水”字样，表示材料的产地正是如今的金堂。
前蜀永陵石刻在10世纪初期的成都地区以一种对8世纪前后形成的雕塑艺术三大类型（皇家陵墓石刻、佛教寺庙雕塑与民间陶塑）综合融汇的姿态出现，并且准确显示出其中世俗类型的渐占优势，给中国古代雕塑由唐到宋的转化提供了一个转变期的标本，在古代艺术史的研究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果不考虑永陵石刻中所表现出来的唐代雕塑三大类型的综合倾向以及其中世俗类型的扩展，则宋代雕塑的世俗化风格大行其道就是无法理解的。
名片
《伎乐・24》已成“国际音乐之都”名片
成都商报：一些游客认为，逛永陵博物馆就是看看王建的地宫，以及地宫棺床上的“二十四伎乐”，除此之外，永陵还有哪些宝贝可以给广大游客推荐？
彭建平：推荐铜铺首。
铺首是中国古代建筑物门上的构件，用来启闭门扉或叩门。永陵地宫木门鎏金铜铺首，其尺寸较大，在同类文物中亦不多见。王建是前蜀皇帝，他墓门上的铜铺首装饰富丽而繁复，通体鎏金，兽面衔环，环为圆形，作“两鱼吞珠”的形象。底盘为龙首，上有角，怒目圆睁，露齿衔环，神态威猛，显示了很高的工艺水平。永陵地宫共有三道木门，因此也共有三对铺首留存，目前国家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永陵博物馆各收藏一对。
成都商报：成都正在打造“国际音乐之都”，你们大力开发永陵石刻“二十四伎乐”衍生文化产品，与成都建设“国际音乐之都”有何关联或助推作用？
彭建平：成都永陵博物馆将以国乐观念剧《伎乐・24》的形式作为支点，继续打造一个完整的IP产业链，让剧作、乐器、音乐、舞姿、服装、宫词、绘画等与文创、科技、旅游等深度融合，成为成都“国际音乐之都”建设的重要名片和品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志强 曾琦 摄影记者 段雪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