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中发掘的金册、银册、银锭、大量金银首饰被公之于众，据推测，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明蜀王府。这些金银财宝是如何到张献忠手中的？位于成都市中心的明蜀王府遗址，曾见证过天府之国怎样的辉煌，经历过怎样的跌宕起伏？
朱元璋下诏修蜀王府
3月28日，一个明媚的春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领队易立正在东华门街的考古工地上主持发掘明蜀王府的苑囿，从1995年至今，在两代考古人断断续续二十多年的发掘中，600多年前开始营造的明蜀王府，跃出文献史籍，变成一段可以触摸的历史。
公元1378年，朱元璋将他偏爱的第十一子朱椿册封为蜀王，其时朱椿年仅7岁。朱椿的母亲，是朱元璋的郭惠妃，郭子兴的女儿。在历史记载中，朱椿是一位非常热爱文化的藩王，他与许多著名的文人都有交集。他曾礼聘方孝孺为世子的老师，收留宋濂的后人，并在成都开祭祀杜甫之先河。明史记载，他“独以礼教守西陲”。
1382年，朱元璋亲自下达了在成都修建蜀王府的诏令，还叮嘱成都的官员说，要以后蜀的旧城为外垣，在其中筑王城，不要着急，慢慢修。他还特命国子监助教陈南宾为蜀府长吏，监工督理。经过九年的营造，到1390年，一座崭新的蜀王府，终于在五代后蜀宫殿旧址耸立起来了。据记载，宫城前有菊井，“菊井秋香”还被誉为成都八景之一。
蜀王府被称为“小故宫”，但蜀王府的历史，甚至比北京的故宫还要长，因为故宫是明永乐年间才在燕王府的基础上开始营建的。
据清华大学建筑学博士白颖考证，在洪武年间的各藩王中，除去沿用元朝宫殿的燕王府与沿用宋朝宫殿的周王府，蜀王府占地规模较大。其砖城高度三丈五尺，高于规制规定的二丈九尺五寸。萧墙外南设御沟一道，称金水河，在洪武初期的其他王府中较为少见。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易立告诉成都晚报记者，明蜀王府的范围，宫城朝南前门抵达现在的天府广场，后墙抵达东、西御河沿街，东西宫墙分别是现在的东华门街与西华门街。宫城外面还有一圈皇城，皇城的范围就更大了，南边到红照壁，北边到骡马市、羊市街、西玉龙街，西至东城根街，东至顺城大街。
明蜀王府一改从古蜀到五代时期成都城市延续数千年的主轴偏斜的布局，确立正南北向的中轴线，这在成都城市形态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考古发现填补蜀王府史料空白
在成都博物馆新馆三楼明清展厅，有一座工作人员花费三个月时间，根据史料典籍复原的明朝蜀王府模型。蜀王府宫城前门为端礼门，门内三重宫殿布局在一条正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大殿之后为宫室。在中轴线两侧，有大片的空白，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正好填补了这一区域的空白，刷新了对蜀王府内部格局的认识。
1995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东华门街发掘出蜀王府宫城城墙遗址。在地下沉睡了近400年的蜀王府遗址初露端倪。
当年发掘明蜀王府宫墙的领队谢涛告诉成都晚报记者，当时是在喜来登酒店挖地基时，发现了一段明蜀王府宫墙的遗址，发掘时，发现宫墙的地基内打了很多根粗壮的木桩，排列整齐，这种修筑城墙的方式在成都是首次发现，对于弄清古代城垣的修建方式具有重要作用。其后，在天府广场西北方向，又发现了明蜀王府宫城的西南角。
2012年，在修建四川大剧院时，发掘出了蜀王府的东南角。史籍曾记载蜀王府修建得特别结实，此次发掘的领队易立告诉成都晚报记者，考古发掘出的蜀王府宫墙夯土的坚硬程度，确实让他颇为吃惊：“比石头还硬”。据研究，夯土中加入了大量糯米浆。宫墙的基槽宽十六七米，深十三四米，打下比大象腿还粗的榉木桩，以鹅卵石、石头、瓦砾、粘土一层层夯平，再修筑墙体。
2013年，在东华门街18号，易立担任领队，发掘了东华门遗址，这片遗址正好位于蜀王府基址内、大殿的东侧，遗址主体为一条明朝的河道，窄处宽8米，阔处宽约13米，深度超过3米，河堤看上去很朴实，其实却修筑得非常考究，用暗黄色粘土夯筑之后，外侧又筑了大小一致的红砂石条石，河道中残存的两座红砂石桥墩对称座落于河道的南北两岸。此外，北岸还有一道用红砂石铺筑得很工整的石阶，像一座小码头，拾级而下，可下河乘船或汲水。在河岸以西，还有一条宽达11米的青砖道路。河底淤泥层残存有大片木构建筑垮塌后的基址，可能当时河道上还修筑了漂亮的水榭亭台。
在东华门遗址，除明蜀王府的遗迹外，还发掘出了隋、唐时期的卵石拼花道路，以及一段摩诃池的卵石河堤，可见正如史籍所载，明蜀王府果然是在后蜀宫殿的基础上修建的，这一大片苑囿，就是原摩诃池的所在。按照明朝的中轴线布局的特点，推测在中轴线的另一侧，应该也有这样一片规模宏大，布局清晰的苑囿。
更为奇特的是，易立告诉成都晚报记者，在明朝地层的河底淤泥中，发现了很多猪、牛、羊、鸡等畜禽的骨骼，推测是王宫里的吃食。虽然这条河渠的水源为活水，来自金河，归于御河，河中弃物会被水流冲走，但此处既非角落，又临近大殿，蜀王和臣子们随时都会经过，王府内竟将垃圾随意往河道中倾倒，令人匪夷所思。
“天下藩王唯蜀府最富”
今年考古人员在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发掘出了文物遗存，其中包括明朝藩王的金册、郡王的银册，大量精美的金簪、金手镯、金戒指等首饰，以及大量的明朝官银。专家认为，张献忠的财富，很大一部分劫掠自蜀王府。那么，明朝蜀王到底有多富？
据史料记载，“天下藩王唯蜀府最富”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陈世松告诉成都晚报记者，有明一代，受封为藩王的皇子共有62人，建有50个藩王府，这些藩府分布于全国各地，只有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是在一省范围内存在的唯一一个宗藩，被称为“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
明朝一共有十世十三个蜀藩王，易立告诉成都晚报记者，据清华大学建筑学博士白颖考证，明代宗室人口的爵位世袭和他们享受的经济待遇与历代相比最为丰厚，国家也因之背上沉重的负担。
朱元璋在世时曾规定：“亲王每岁合得粮储皆在十月终，一次尽数支拨……敢有支调稽迟者，斩。又令亲王钱粮就于王所封国内府分照。 ”也就是说，亲王拿年薪，由国家发给粮食，由所封地方政府直接拨给。郡王、公主等宗室人口也有相应的俸禄。“若朝廷别有赏赐不在已定则例之限”。
明史称明太祖对子孙厚待，洪武九年（1376年）亲王禄米岁支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后来有所削减。永乐年间，王府禄米开始米钞兼支。
随着宗室人口的迅速增加，宗室领取的俸饷总数目巨大，禄米拨给的总数远超出国家各地一年的岁供京师的粮食。除禄米之外，王府还拥有庄田、商税、渔课、盐店等收入来源。王府的庄田，无需向国家交税。陈世松表示，成都附近州县土地70%在王府名下。
蜀王府遗址的地下会不会还有蜀王宗室散落的金银珠宝？易立表示，在蜀王府的遗址内，并没有发掘出金银珠宝，不过挖掘出的泥土还会做复选，不排除仍有发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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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王的陵墓在哪里？
2012年，易立曾做过黄龙溪的蜀王陵墓的地面调查，虽然仅仅调查了陵园的范围等情况，但其陵园的规模之大也令他吃惊。三座蜀王陵中，规模最大的陵园占地面积达到七八十亩，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面积较大的蜀王陵。从明代的王制来看，如此规模已达到藩王级别。从探沟中出土的地面建筑材料，有瓦当、脊兽、滴水，非常精美。
易立表示，明蜀王至少有四个陵区，最早的陵区在北郊凤凰山，发现了蜀献王王妃与世子的陵墓，但蜀献王朱椿的王陵迄今没有找到；第二个陵区是十陵，埋葬着成王、昭王、僖王；第三个陵区在三圣乡，埋葬着怀王；第四个陵区在黄龙溪，有可能是和王、定王的陵墓。
陈世松表示，据估计，四川明蜀王室陵墓不少于三百座，但目前发现的仅为数十座。藩王陵墓再现了地上王府的奢侈与豪华，以朱椿世子朱悦 墓为例，该墓模拟王府的规制，墓室大门象征王城的正门，二门代表王宫的正门，二门之内正殿前为广阔的正庭，左右两厢表示正殿两庑的左右二殿。正殿为重檐庑殿式建筑，最为华丽，在仿木建筑结构上，大量使用琉璃，在精细的石雕上涂朱刷金。十陵的僖王陵，地宫是以中轴线布局的，其主要建筑均可与亲王府宫的建筑相对应，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地下宫殿。
蜀王府的湮灭和消失
陈世松引用相关史料说明：崇祯十七年八月，张献忠攻破成都，末代蜀王朱至澍率妃妾投井，蜀藩绝嗣。张献忠下令“凡王府室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姓朱者，尽皆诛杀。”拥有一千余众寺僧的大慈寺，“因匿蜀王宗室，悉屠之。”
有明一代，在全国建立的50个藩王府中，只有29个王府与明朝同时告终，其中就包括册封在成都的蜀王。
陈世松表示，据记载，张献忠入据成都后，踞蜀王府宫殿建大西国，在撤离成都前，下令放火“焚毁城内外民居及府署寺”，火势连月不绝，将宫殿的木构建筑烧毁一空。而“宫墙甚坚”，没有被毁坏。
康熙四年，明蜀王府基址被改建为清贡院，苑囿此时已经被填平，在其基址上修建了一些新的建筑。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易立告诉成都晚报记者，回填明朝河道的泥土层中，有大量明代的琉璃绿釉或灰陶质地的瓦当、滴水、筒瓦、板瓦、天马等精美的建筑构件，以及丰富多彩的生活用瓷器，其中尤以青花居多。其中一件青花瓷器，色泽明艳，外壁装饰着漂亮的海水和缠枝花叶，内壁口装饰着一圈生动的弦纹和联璧纹，内壁上还装饰了缠枝花叶、云气和凤鸟组合图案，复原之后，将是一件非常精美的器物。
如今，蜀王府早已湮没不存，但在成都的城市肌理中印下了深深的烙印，根据红照壁、东城根街、顺城街、东御河沿街、西御河沿街、东华门街、西华门街等街道地名，在成都地图上可以清楚地找到蜀王府的范围。
这片区域，自战国末年以来即地处成都大城内，汉六朝至唐宋时期继续为城市的核心区，明代划入蜀王府，清代在蜀王府基础上改建贡院。近年来，成都城市考古发掘不断取得的实物成果证实，这片区域，沉淀着成都最丰厚的历史，而城市考古遗址，使得这一段深厚的历史文化，变成市民可触可感的城市记忆。
成都晚报记者 汪兰 李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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