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有许多个第一次。有的第一次过后就忘了，有的第一次却是难以忘怀，经常想起。西藏公学时期的几件“第一次”，总让我牢记不忘。
我第一次给藏族学生上课
1960年9月，我来到西藏公学后，被分配到公学三部（那时学校不分系、科，设“五个部”）当政治老师。当时三部的学生全部是汉文、藏文一字不识的“双文盲”。他们正开始学汉话。我到三部的第三天，领导决定让我给藏族学生上课。之前三部的政治课是进行“广播教学”：教师坐在话筒前讲课，学生坐在各个教室里听广播。正巧那几天广播坏了，教师要到大教室里同学生面对面地讲课。天哪！当时的我既激动、又紧张。学生不懂汉话，我又不会藏话，所以是带着翻译老师进教室的。
由于我刚来公学，对西藏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讲课中举的例子是刚从学生诉苦材料中找出来的。但同学们课堂上的反响却是异常强烈的。马上活跃起来，时而热烈鼓掌，时而满面笑容，时而又群情激愤。就连我这教学新手的情绪也被鼓动起来了，讲课的嗓门也至少提高了八度。下课了，学生们马上围上来同我握手，道：“亚古嘟！亚古嘟！”（好、好、好！）图其切！图其切！”（谢谢啦，谢谢！）师生的感情一下子贴到一起了！这堂课使我太受鼓舞了。从此我下定决心到学生中间去，向他们学习、为他们服务。1960年10月开始，我住进了学生宿舍，这一住就是十多年。这对我来说太难忘啦！
我结交的第一位藏族朋友
我的第一位藏族朋友叫次仁宗波，我们是1960年10月1日认识的。那天，咸阳市为庆祝建国十一周年，在市体育场开大会。西藏公学的师生都排队参加了。次仁宗波是三部二十三班的学生，会场上我同他正好站在一起。他来内地刚半年多，就可以说不少汉话了。他听过我上课，认识了我，主动跟我打招呼：“老师您好！老师讲课亚古嘟！我一定好好学习。”交谈中我知道他和妹妹是一起来内地学习的。由于语言限制，初次相识，只进行了一次情感交流。
1960年12月，我患了浮肿病住在医院里，他来看我。当他看到我身边放的一本《西藏歌谣》时，忽然告诉我：“老师，这里面有我的爸爸，就是阿爸旦增，那个牧童就是我的哥哥！”接着，他给我讲他家的苦难史，我感受颇深。我下定决心，虚心向他们学习，好好为他们服务。以后，我同次仁宗波成了挚友。民院一度撤销时，他回了西藏，但我们并未中断联系。学校恢复后，我们一起去日喀则招生，一起在预科三班工作，他当班主任，我是班上的政治教师。十几年的交往，使我认识到：他是一位为人忠厚、工作踏实、朝气蓬勃的好党员，好同志。很不幸，1976年他患膀胱癌病逝了，我失去了一位情同手足的好朋友，亲密无间的好同志。今天，我们分开已经四十多年了，但他一直活在我的心里！
我第一次去西藏
1964年7月中旬，组织决定让我带队送104名肺结核重病学生回西藏。由于他们的病情太重，在内地无法治愈。学校决定对他们进行短期培训后，送回西藏，给他们安排工作。与我同行的有两名医生和两位老师，我是队长。领导交代的任务是：“安全地、健康地把学生送到西藏！”
1964年7月20日，我们乘火车从咸阳出发，22日到达甘肃柳园转运站。青藏公路桥梁坏了，我们在柳园等了7天。28日乘汽车去拉萨。一过格尔木，我们的几位汉族同志就开始高原反应：头疼、呕吐、睡不着觉。一到沱沱河，我头疼得眼睛都睁不开了。但令我们惊喜的是，我们的病号学生却开始兴奋起来，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一翻过，他们都高兴地唱起歌来。他们都在高原长大，适应这里的气候。由于西藏紫外线较强，肺结核病菌难以存活，所以，他们在西藏没有受过结核病感染，一到内地，抵抗不了结核菌的侵袭，患上了结核病。在内地难医，一到西藏，就好治了。8月3日上午，路上整整十五天，我们109名师生安全地、健康地到达了拉萨。至此，组织交给我的送病号学生的任务胜利完成了。接着开始招收新生了。
那时招的新生是各地选送上来的。在拉萨，我接收了从山南、林芝、拉萨送来的51名学生。8月12日，我带着这些学生乘汽车从青藏路回内地。途经当雄、安多、五道梁、格尔木、柳园、兰州。在五道梁住了一晚上，人们说“到了五道梁，喊爹又叫娘”（是说缺氧难过的难以忍受），我们在这里呼呼大睡，没有高原反应了。8月22日上午，我们50多名师生安全地回到咸阳，我招回的这51名学生，加上其他从各地招收的56名学生，就是我后来带了六年多的预科七、八班。五十多年了，我同他们的师生情谊至今仍一直延续着！
【作者简介】张元坤，男，1933年1月生，汉族，江苏省丰县人，中共党员，教授。1960年7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政治教育专业。同年8月志愿进藏，被分配到西藏公学任教。1984年4月被陕西省委科教部、省教育工会授予“全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称号；1991年6月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称号；1991年6月被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西藏自治区优秀专家”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