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你真正踏上这片土地时才知道，大自然有多壮美就有多残酷！援藏干部们在高寒缺氧、紫外线强烈的环境里长期工作生活，严重损害身体健康，可他们依然远离家乡和亲人，一拨又一拨、一茬又一茬地奔赴西藏，正如他们的优秀代表——孔繁森一样，缺氧但不能缺精神。
2018年8月16日晚，河北的一名援藏干部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微信：“第六批援藏干部、陕西电信援助阿里电信的余波同志，因长期缺氧导致急性肾衰竭，于今天18:30左右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与世长辞，沉痛哀悼援友！”
“他才36岁啊，这么早就走了！”听到这名援藏干部微信语音里哽咽的声音，刚从西藏阿里采访回来的记者沉重的内心又多了一份沉痛。
“余波们”明明知道，在高寒缺氧、紫外线强烈的环境里长期工作生活，严重损害身体健康，可他们依然远离家乡和亲人，一拨又一拨、一茬又一茬地奔赴西藏，正如他们的优秀代表——孔繁森一样。
2018年7月18日～8月2日，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网记者一行4人组成的采访小组参加了中宣部组织的庆祝改革开放40年中央媒体赴藏采访团，先后采访了数位援藏干部。巧合的是，有两位名字中都有个“军”字。“军”在西藏人民心中是个神圣的字眼，藏语称解放军为“金珠玛米”。
缺氧但不缺精神
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历史悠久的大昭寺、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碧波如镜的玛旁雍错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西藏美丽圣洁、神秘高远，令人心驰神往。
“只有当你真正踏上这片土地时才知道，大自然有多壮美就有多残酷！”来自北京的援藏干部——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副校长孙向军回忆着当年刚到拉萨的感受。
孙向军个子不高，戴一副金边眼镜，俨然一介书生。2013年，中央党校作为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的对口支援单位选派援藏干部。当时，在党校工作的孙向军主动请缨提交了申请。当年7月，他成为了中央党校第七批援藏干部。
刚到拉萨不足一个月，孙向军就接到一项艰巨的任务——到日喀则、阿里地区16个县宣讲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然而刚到海拔4700米的阿里措勤县，他就感冒发烧了。在高原上感冒发烧可不是件小事，严重者极有可能会导致肺水肿和脑水肿，从而危及生命。最保险的办法就是返回拉萨治疗、休息。
“任务没完成，怎么能中途回去！”孙向军选择了一个土办法：拼命喝热水，感冒冲剂一次就喝上四五袋，然后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发汗，就这样扛了两天，居然好了。
“在西藏缺氧但不能缺精神，没股子精神头，啥也干不成！”孙向军凭着这股子执拗劲儿，用5年时间跑遍了西藏所有的边境村，在“治边稳藏”理论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果———组织编写了“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研究丛书，在业内引起强烈反响。
在孙向军的办公桌上，记者看到了一张他搂着一个小男孩儿在布达拉宫前拍的照片。“这就是我儿子！”孙向军用手摩挲着照片，微笑的脸上透着慈爱。
援藏这几年，孙向军最对不住的就是儿子。2013年进藏时，孙向军的儿子才6岁。刚上小学，是最需要父亲的时候，可他却一直不在儿子身边。
虽然心里愧疚，但孙向军不后悔。他说：“一个有境界、有作为的爸爸，对一个男孩来说，比在身边陪他、教育他更为重要。”话是这么说，可孙向军是真想儿子啊！
每年暑假，孙向军都会让儿子到西藏待上一段时间。记者采访孙向军的时候，虎头虎脑的小家伙儿正好在拉萨。
“我觉得我爸还是挺厉害的。他在西藏工作，海拔特别高、特别难！其实……挺想让他早点回来的！”小家伙儿面露羞涩，说着说着便哽咽了。
“有一次他抱怨道：‘你为什么总是一次次回来，又一次次走开？’我无言以对。”孙向军搂着儿子的肩膀，泪水浸湿了眼圈儿。
安静的屋子里，这一大一小两个男子汉在记者面前都在强忍着泪水。
每天下班后，孙向军会抓紧时间指导儿子复习功课；不忙的时候，还会和儿子在操场上打打篮球。说起打篮球，这父子俩兴致一下子高涨起来。孙向军的儿子还特意为记者露了两手。胯下运球、精准投篮一气呵成。“这都是爸爸教的。在我心里，老爸是一个超级英雄！”这个生龙活虎的小帅哥神气地对我们说。
“援藏对我的一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我儿子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他学会了独立，也懂得了理解和感恩，这让我很欣慰。”孙向军的言语中对儿子充满了期待。
援藏5年3个外号
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空气中的含氧量不足内地的50%，生活在这里的人每天就像负重20公斤；气候干燥少雨，年均降水量不足75毫米，而且“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举目望去，除了地上的针茅和固沙草，几乎看不到任何绿色……
这就是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阿里；这就是孔繁森曾经工作的地方。
记者刚到阿里地区的噶尔县，在一个便民超市里居然发现，在内地常吃的瓜果蔬菜一应俱全。
“这些瓜果蔬菜都是我们当地自己产的，多亏了高书记啊！”正在买菜的张大姐自豪地说道。
她提到的高书记，就是噶尔县委书记高宝军。这是个面色黝黑、淳朴中带着坚毅的陕北汉子。2013年，身为陕西省延安市委副秘书长的他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援藏。当时有亲友同事说他“脑壳子坏了！”
在西藏5年，高宝军别的没得到，却赢得了3个外号。
“你看，这茬油麦菜今天就要收割，那边的西红柿也熟了，我们种的西瓜还特别甜，一会儿我带你尝尝。”高宝军和记者坐在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的大棚里聊了起来，俨然像个农民。
“我刚到阿里普兰县援藏时，了解到当地1斤土豆7块钱，1斤辣椒12块钱，到了冬季，1斤草莓120块钱，老百姓根本吃不起。”面对老百姓吃菜难、买菜贵的问题，高宝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动起了在高原种植大棚蔬菜的念头。
“高书记，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种大棚蔬菜，不是开玩笑吧？”面对周围人质疑的目光，高宝军利用一个多月时间，下乡村、入农户、走市场、访菜商、进菜地、测水质、验土壤，深入考察论证，得出的结论是：普兰种大棚蔬菜完全可以。为了打消人们的疑虑，他挨家挨户做农户的工作，多次开会说服引导广大干部，统一思想，最终成功了。普兰县百姓有史以来第一次吃上了大棚蔬菜。
2016年8月，高宝军调任噶尔县委书记，大棚蔬菜也随之到了噶尔县。当地百姓高兴地给他起了个外号———“菜篮子”书记。
因气候干旱少雨，阿里还流传着“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还难”的说法，可高宝军不信这个邪。在成功种植高原蔬菜后，他又在噶尔县搞起了绿化。几年下来，噶尔县大街小巷绿树成行，进入县城的主干道两旁还形成了长达8公里的绿化带，曾经缺少生气的高原县城绿了、美了、靓了。为此，他又赢得了“种树书记”的名号。
高宝军经常下乡，这两年的行车里程超过了8万公里，相当于绕赤道两圈。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大地震，与其毗邻的普兰县民房受损严重，他不顾余震危险，带领干部坚持在抗震抗灾一线，连续3天几乎没有合眼，因劳累过度和高原缺氧，晕倒在了路上。为此，大家都叫他“泥腿子书记”。
记者问高宝军：“普兰是您在阿里工作的第一站，您会想念那儿的老百姓吗？”
“当然想啊！记得离开那天，本来不让他们送，也不允许（这样做）。可没想到，几个乡镇的干部，所有村的村干部，中尼边境上的边防战士，还有寺庙的僧人，都来了……”没说几句，高宝军已是哭腔，泪水在眼里直打转。
“听说您在普兰工作期间，老母亲做过两次大手术，您都不在身边？”记者继续问道。
“我那两年都在重要岗位，没办法回去。尽管工作上感觉干得挺充实，也有了一些成效，可对家人、对孩子照顾得就少了一些。‘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这只能是尽忠尽不了孝，尽孝尽不了忠，只能顾一头。”此时的高宝军早已是热泪盈眶。
更出人意料的是，2016年3年援藏期满后，高宝军主动申请从延安调到了噶尔县工作，由一名“援藏干部”成为了一名“在藏干部”。
阿里，早已成为高宝军的第二故乡。
精神的力量
离开阿里前，记者来到了位于噶尔县孔繁森小学里的一座教育史馆，这也是孔繁森纪念馆。走进纪念馆，一尊庄严肃穆的雕像矗立在记者眼前，让人肃然起敬。
这就是阿里人民始终铭记的老书记、援藏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同志。
24年过去了，可时间并没有冲淡孔繁森精神带来的感动。看着他生前使用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生活用具；看着他深入基层，与各族群众、基层干部、边防战士等在一起的一幅幅照片；看着他工作途中遭遇车祸后，阿里各族干部群众撕心裂肺地哀哭画面，记者的内心被深深感动了。
这就是精神的力量！
“5年来我前前后后来了有十几次，每一次都是一种感动、一种鞭策。孔繁森同志是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他的理想、他的信念、他的人格、他的情操，将永远激励着我们这些援藏干部！”高宝军一边介绍纪念馆里的照片一边说。
援藏是艰苦的、孤独的，时常又是危险的。据记者了解，仅2013年至2016年3年，1513名（含中途轮换人员）第七批援藏干部有421人（次）患过肺水肿、脑水肿等高原性疾病，63人因公受伤，有的还像余波一样长眠在了这片热土上。但艰苦的环境没有吓退这支队伍，他们奋战在西藏各个战线上，为西藏长足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会尽力避免，但有时候这种牺牲是你必须面对的。”高宝军坦言。
全国政协委员、西藏天极税务事务所所长张骁是位藏二代。因为父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在援藏中做了大量工作，他耳濡目染，对以孙向军和高宝军为代表的援藏干部非常钦佩。他说，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西藏精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孔繁森精神，再到新时代的“孔繁森”精神，这是一种伟大的传承。各个时期的援藏干部为西藏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援藏干部，他们精神需要永远发扬。”
采访结束了，记者乘坐的越野车奔驰在广袤的高原上。车窗外，油画般的景色一幕幕掠过：清澈的狮泉河，连绵起伏的雪山，一望无际的草原，明镜般的湖水，安静的藏野驴，奔腾的雅鲁藏布江……这是孔繁森热爱的山山水水，这是一拨又一拨援藏干部守护的热土。（记者 李木元 田福良 韩月 宋宝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