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2019年上半年，阿里地区两级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案件占全部案件的50%以上。
对于涉及农民工和农牧民的群体性案件，敞开“绿色通道”，集中引入诉讼程序，集中立案、集中审理、集中执行，最大限度地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2018年至今，共处理涉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纠纷达380件，涉及人数达9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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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司法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加强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精准对接人民调解、行业调解、专业调解……且看阿里版“枫桥经验”社会治理体系初养成。
服务前移——
做强诉前多元分流平台
“我们始终坚持便民利民诉讼原则，深化和拓展诉讼服务功能，将调处能力强和经验丰富的‘双语’法官及法官助理、书记员安排在诉讼服务中心和立案大厅，对不具有可诉性的矛盾纠纷，积极引导当事人先行就近、就地选择非诉调解组织解决纠纷。”阿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赵宇彦认为，司法服务要前移，诉前多元化分流平台建设功不可没。“比如，对于劳动争议、家庭纠纷引起的矛盾，法院积极引导当事人向劳动仲裁部门和妇联、村（居）委会等组织进行调解，推动法院与行政机关、基层组织和人民调解形成多元化解纠纷的格局。”
今年以来，阿里两级法院共有156件非诉案件转交给其他行政机关和基层组织处理，未发生一起调处不成引发缠访闹访的案件。
对于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民商事案件，耐心细致地给当事人明法析理、说服疏导，力争在立案前化解纠纷；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案件，建议当事人走支付令程序并及时予以受理。
截至今年7月，阿里两级法院诉前调解案件共计129件，最大限度将纠纷化解在诉前，有效缓解了审判工作压力。
构建调解大格局——
回应群众司法新需求
据赵宇彦介绍，目前，阿里地区共有9个乡镇中心人民法庭，地县乡三级诉讼服务体系基本形成，积极与乡镇调解组织、村委会联系，建立矛盾纠纷调解联络机制，实现了法庭审判调解与人民调解的有机整合。
“这种调解大格局的组建，一方面，强化了人民法庭立案导诉、接待接访、疑难解答等服务功能，另一方面，也发挥了多元解纠队伍职业化、专业化水平，为群众提供一站式、集约化、全方位的司法服务。”赵宇彦说，3年来，通过巡回审判，阿里地区两级法院调处矛盾纠纷共计459件，调撤率达93%以上。
此外，阿里地区两级法院还充分发挥法庭干警的桥梁纽带作用，通过听、看、问的形式，主动掌握社情民意，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求，切实畅通民意沟通和表达渠道，把握群众司法新需求、新期盼。对人民群众提出的问题，及时协调上级法院和当地党委、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和村（居）“两委”做好舆情引导工作。
今年以来，辖区人民法庭先后受理和调处纠纷共计113件，指导人民调解员调解纠纷86次，收集社情民意共45条，转交11条。
主动治理——
司法服务往细里走
针对阿里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等实际情况，阿里地区两级法院进一步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做到服务于民，为群众提供最前沿服务。
噶尔县法院、革吉县法院等，积极与当地乡镇、村（居）委会协调，在辖区矛盾纠纷集中点和易发的村（居）、易地搬迁小区内设立法官工作室 ，相继设立工作室5间。同时，完善工作室驻室法官姓名电话和职责，采取“接警式”和“上门式”服务等相关工作程序。
工作室派驻法官，通过定期定点深入乡镇、村（居），加强与群众的沟通交流，适时掌握基层矛盾纠纷的新动向，与基层社会管理组织协同配合，对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苗头性、倾向性、源头性的矛盾纠纷，认真排查、联动联调、及时化解。
据统计，法官工作室成立以来，接待当事人共205人次，调处纠纷53件。
针对阿里地区建筑工程领域“多、散、乱”和发放草补金时牧区矛盾纠纷多等突出问题，主动治理，提前介入、提前防范，将便民服务窗口前移，通过法官坐班、发放便民联系卡、法治宣传等方式，提前排查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加强联动平台建设——
推行“6+X”多元联动模式
在地委政法委牵头下，会同检察、公安、司法、信访等部门，制定《阿里地区关于建立诉调对接工作机制的实施细则》，联合建立“诉调、检调、公调、访调”对接联动机制。邀请政法委、法院、检察、公安、司法、综合治理职能部门、行业调解组织、仲裁机构等部门入驻诉讼服务中心，实现矛盾化解力量的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同时，完善工作体系，常驻和非常驻结合，视情况随时到位。制定工作流程、职能等制度，明确职能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