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民族立传为时代放歌——新时期佤族文学发展综述
佤族是云南特有民族和跨境民族，是新中国成立后，未经民主改革，由原始社会末期跨越几个社会经济形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之一。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佤族的历史文化记忆均依赖丰富的口传文学口耳相传。直到20世纪80年代，佤族作家董秀英的出现，才终结了佤族文学没有书面文学的历史。伴随着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一批批佤族作家迅速成长，佤族文学创作也在民族性书写的探寻和突围中不断崛起，有5名作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有4位作家荣获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成为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是一个民族对于历史和现实最生动的记录。新中国成立后，以军旅作家为代表的一批汉族作家开始将创作的目光投射到阿佤山这块土地，创作出了一批反映佤族社会生活的作品，但均是以“他者”的视角和先进民族的文化审美，去表现一个民族的新生和进步。直到1981年春，佤族作家董秀英在《滇池》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文学作品《木鼓声声》，敲响了佤族书面文学的第一声木鼓，以佤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正式拉开了“以我手写我族”的佤族文学序幕。
在之后短短的10年间，董秀英携带着故乡佤山的文化因子和浓重的母族文化气息，相继创作了《河里飘来的筒裙》《海拉回到阿佤山》《佤山风雨夜》《石磨上的桂花》《九颗牛头》《最后的微笑》等12个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以《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为名结集出版了第一本佤族作家文学集和第一部长篇小说《摄魂之地》，连续斩获了“云南省‘民族团结’征文一等奖”“云南省1981—1982年文学创作评奖优秀作品奖”“首届云南文学艺术创作奖一等奖”“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优秀作品奖”等多项文学殊荣，以其独特的语言叙事、文化特质和文学审美，生动展现了佤族发展的历史过程和鲜活的生活画卷。
在日益繁荣的民族文学语境中，在各级作协的关心和培养下，一批批佤族作家悄然崛起。肖则贡、李明富、王学兵、袁智中、爱星﹒西涅、伊蒙红木、岩改、岩来刀等佤族作家，以代际传递的方式，接过董秀英小说创作的衣钵，先后创作发表了《汉人》《路向》《鸡头恨》《花牛梦》《铁匠尼劳奥》《牛屎公公》《一匹母马》《山雨》《丑女秀姑》《开花的谷种落地的荞》《最后的魔巴》《捷克外特叔叔》《阿妈的姻缘线》《母鸡啼叫》《搬迁》等一批以佤族现实生活为体裁的短篇小说。除了被董秀英反复书写的民族解放与新生的主题外，新一代的佤族作家们以多重视角，表现了佤族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和跨越，以及变迁交集中经历的震荡、惶恐、喜悦、梦想与挣扎，生动展现了佤族当下的生存现实、文化生态和文化审美。其中，袁智中的书信体小说《最后一封情书》荣获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新人新作奖，成为了继董秀英之后获此殊荣的佤族作家；王学兵的《千山木鼓响》《萨姆宝叔叔》《萨姆森﹒雅奥西尼》，袁智中的《开花的谷种落地的荞》，伊蒙红木的《阿妈的姻缘线》先后荣获“边疆文学奖”“滇池文学奖”“全国首届微型小说大奖赛优秀奖”“滇西文学奖”等诸项殊荣，佤族小说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进入21世纪，在日益汹涌的全球化浪潮中，少数民族并未因地理和文化上的边缘性而置身洪流之外，反而因文化的部落性、原始性、脆弱性而遭受更明显的震荡。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民族？如何在强势文化的包围之下，坚持文学的民族性书写、为本民族文化的保持与保存找寻突围的出口？成为了佤族作家共同的焦虑和自觉的担当。
为避免全球化商业语境中，承载着佤族深厚文化记忆的木鼓、寨桩、牛头、镖牛祭祀等礼俗文化被歪曲、被误读的境遇，袁智中、布饶依露、伊蒙红木等佤族作家，怀揣着母语民族文化重建的梦想，重返母语村落，潜心创作出版了佤族文化散文集《远古部落的访问》《神树的约定》《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我的母语部落》。虽然说这些作品因作家成长背景、文学气质、语言叙事、审美视角等差异，而展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但均不约而同选择了以母语部落“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客观呈现佤族渐行渐远的远古部落、远古习俗、现存文化现象、生存境遇、生活现状、精神状态和文化风貌，讲述了全新时代母语村落族人们的鲜活故事，为自己的母语部落和族人们留下一份弥足珍贵的记忆。袁智中以散文集《远古部落的访问》获得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殊荣；伊蒙红木以散文集《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荣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和第八届湄公河文学奖；布饶依露的散文和诗歌也相继荣获女性研究杂志“女人闯世界”全国征文特等奖、“紫荆花杯”世界华文诗歌大赛银奖等多项奖项，佤族女性文学也成为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一朵奇葩。
正当袁智中、伊蒙红木、布饶依露等佤族作家们沿着董秀英开辟的文学之路一路前行时，佤族诗人聂勒带着佤族诗歌纯朴、阳光气息，在《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诗刊》《民族文学》《大家》《青年文学》等国家级刊物发表诗歌作品近百首，创作出版了《心灵牧歌》《我看见》《聂勒的诗》三部个人诗歌专集，以诗歌创作的方式在民族文学界发出了自己响亮的声音。其中，诗集《心灵牧歌》荣获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成为了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佤族诗人；组诗《大地的歌谣》《一千头牛的婚礼》《母亲们》《人类的孩子》等，相继荣获边疆文学奖、建国50周年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奖、云南日报文学奖、滇池文学奖等多项奖项，部分诗作被翻译成英文、越南文等外文，以及蒙古、维吾尔、藏、朝鲜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
进入新世纪，伴随着云南风起云涌诗歌浪潮，云南诗坛迎来了另一位80后佤族诗人张伟锋。在短短的十年间，张伟锋连续在《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大家》《中国诗歌》《诗林》《诗潮》《青年文学》《边疆文学》等期刊发表了大量诗作，相继出版了《风吹过原野》《迁徙之辞》《山水引》三部个人诗歌专集。其中，诗集《风吹过原野》入围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终评；《迁徙之辞》和《山水引》分别列为中国作家协会2015年度和2017年度少数民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诗作先后荣获第三届中国“刘伯温诗歌奖”和“滇西文学奖”，成为了继聂勒之后文坛上最为闪亮的佤族诗人。
在从事小说、散文创作之余，佤族作家伊蒙红木也加入到诗歌创作的行列中来，并创作出版了诗集《云月的故乡》，以其特有的佤族民间诗歌的语言韵律，拓展了佤族诗歌表达的边界，为母语部落族群文化审美的探索、发现、重建与回归提供了新的可能。在此期间，王学兵则放弃了创作颇丰的小说、诗歌创作，毅然决然返回民间，历经十数年的收集整理，于2004年出版了散文体佤族创世纪神话《司岗里传说》。
40年的代际传承和文学坚守，佤族作家们以自己的创作丰富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文库的同时，也捍卫了中国佤族文学的话语权。（作者袁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