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岁的张兴珍(右)是王福满的同校同学，她的家在梨柴林村，离学校最远。冬天上学，同村的孩子们结伴而行，中途渴了，就喝一点山坡土坑中积蓄的雪水。
王福满“红”了。全国人民都记住了他满头冰霜的照片，记住了他“冰花”男孩的别名。但人们也许不知道，王福满和他的同龄人为了上学，顶风冒雪走过多少次山路，才换来如此短暂的一瞥。
上学的路其实不是最难走的，山村孩子面对的难题，是在求知与生活的夹缝中，寻找人生的未来。
王福满步行上学，每天都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顾正玲，11岁，小学五年级。她的嘴唇被冻伤了
1月20日，北京。
天刚亮，王福满一家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的人很多，人群中的王福满担心看不到，父亲王刚奎将孩子扛在了肩头。对于这对不善言辞的父子来说，这是他们少有的亲密。
1月8日，正值鲁甸转山包小学举行期末考，王福满在零下9度的低温下赶路，到学校后，老师发现他头上结满冰霜，顺手用手机拍下了他的照片，照片迅速在网上流传开来。身在海拔2850米的偏僻高寒山区，小学三年级学生王福满没想到，自己瞬间成了全国网友关注的对象，甚至登上了外媒头条，“冰花男孩”的称号一时间成了他的专有代词。
王福满和家人受邀请到了北京。他在北京看升旗的时候，他在转山包小学的那些同学却没那么幸运——也许，他们还走在那条无比熟悉的上学路上。在孩子们的家乡，上学路难走，受教育的路也不是一帆风顺。
转山包小学，吃完午餐，学生在食堂门口洗刷饭盒
学校与家之间的路上，到处都是坡道、沟壑
上学不易，求知艰难
在转山包村，像王福满这样的“冰花孩子”还有很多。家距学校最远的，要走将近2小时的山路。
随着儿子王福满的意外“走红”，暂时在家待业的王刚奎忙了起来。他平均每天要接到近20个电话，回答得最多的是“好”“谢谢”，还要应对不断来访的客人。王刚奎甚至不知道打来电话的是谁，还有一些电话没能接通。这些电话号码归属地最远的是北京。
实际上，王家的人看了王福满那张满头冰霜的照片后，“没什么感觉”，因为他们自己小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
一直以来，王福满习惯了独自一人去上学。姐姐王福美很少和他一起走，每天不需要闹钟提示，他就能自己起床，形成了早晨7点自然醒的生物钟。用热毛巾抹一把脸，背上头晚收拾好的书包，他就踏上了一个人的上学路。
转山包的冬季，清晨的气温通常都在零度以下。王福满家出来，是一条平缓延伸的上坡路，两侧布满了近一人高的灌木丛，拳头大小的石头间，结冻的溪流也成了可以行走的路。紧挨溪流边缘的枯草沾了露水，只要一个晚上就能变成小拇指长的冰凌条。从家到学校，王福满徒步需要一个多小时路程，期间要爬3公里山坡、走1公里平路。
在转山包村，像王福满这样的“冰花孩子”还有很多。转山包小学有147名学生，这些学生来自转山包村的18个社，家距离学校最近的要走10分钟，最远的要走将近2小时的山路。其中，距离学校最远的是转山包村梨柴林7社、8社的十多个学生，为了上学，他们凌晨5点多就得打着手电筒出门。
上学的路上，到处是几十米深的沟壑和斜坡，每到冬季出现大雾天气，路上能见度只有几米。通往学校的平地两侧，除了大片松树林，全是无法耕种的土地，裸露的黄土上偶尔出现的色彩，是孩子们丢弃的零食包装袋——每袋只要5角钱。
最多的时候，梨柴林村结伴上学的队伍会有15人。11岁的张兴珍是其中一员，她家有两只白色小狗，每天上学，它们都会跟着她去离家50多米远的吴世翠家喊门，等到屋内回话，灯亮起来，她又跑到王堂艳家敲门。两只小狗有时会一直跟着张兴珍步行，但她觉得它们太小了，走到半路会走不动，不时地捡起树枝朝小狗扔去，赶它们回家。
整个转山包村的18个社，只有一所小学。原本梨柴林村内有一所由两间土基房建成的临时学校，孩子们能就近先读完小学一、二年级，等升到三年级时再去转山包小学读书。王福满的爷爷读过初中，之前曾在梨柴林的临时学校内担任代课老师，但2007年因邻里纠纷酿成刑案而入狱。之后，国家陆续取消代课老师制度，转山包小学开始为学生提供免费营养午餐。为了统一教学、让孩子们吃上免费午餐，梨柴林的临时学校就不再使用，并在几年后的雨季中坍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