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台北6月28日电 题：台湾作家齐邦媛：从巨流河到哑口海的百年漂泊
新华社记者章利新 查文晔
80岁高龄时，台湾作家齐邦媛决定，沿着记忆之河逆流而上，回到那个叫“巨流河”的出发地。5年伏案，一字一句，她写成25万字的《巨流河》，其中一半是抗战流亡的家国悲歌，一半是来台垦拓的踏实脚印。
“时间深邃难测，用有限的文字去描绘时间真貌，简直是悲壮之举。”正是她晚年的“悲壮之举”，为两岸留下一部“至情至性的家族记忆史”。《巨流河》自2009年起陆续在两岸出版后，销售达数十万册。被这部巨作感动的读者如今仍在飞速增长，“永远的齐老师”也成为他们心头的牵挂。
如今，94岁的齐邦媛仍生活在原来的老人公寓，在原来的书桌上读书写作，忙着修订旧作。见到记者，她拿出答问的提纲，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摘要，字迹工整有力。她说，上学时训得凶，管得紧，现在还记得在重庆南开中学时，早上6点就起床，重庆雾很大，看不清训话的老师，但“要自强”“要争气”的话却听得真切。
“人心的相通让人惊讶”
谈到写《巨流河》的初衷，齐邦媛说：“下笔时完全没有想到会在大陆出版，主要是为了写给身边的台湾学生、朋友看，因为他们多数不了解这段历史。台湾像我这样的老人已经没几个了，所以我必须要说出来。”
1930年，“九一八事件”前夕，齐邦媛离开东北来到南京；1937年，南京大屠杀发生前20天，她随东北中山中学师生经芜湖到汉口；1938年春，坐车加走路流亡到湖南长沙、广西桂林、贵州怀远，再进四川，最后在年底到达重庆，入读南开中学。
“这条路是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我终生难忘。”她说着就用笔在纸上画出一条线路来，标出一个个重要的城市，心里分明有一张清晰的中国地图，心里分明已经无数次重走这条逃亡路。
在她看来，台湾读者就是用老兵的视角在读《巨流河》，因为台湾大概有近一半的人和老兵有关，很多人是老兵后代。“我和老兵一样，在历史的大潮中，左一次冲刷，右一次冲刷，最后来到台湾。”她说，台湾读者看完的反应是，来台前原来你们经历了这么多苦难。
《巨流河》在大陆出版7年来，齐邦媛也非常关心大陆读者的反应，经常请人从网上、电子邮箱里把最新的评论、来信打印出来，细细阅读。光最近两年的打印件，她就拿出厚厚的一叠，上面留着各种圈阅的痕迹。
在她的书架上，还摆着这位大陆读者寄来的礼物和玩具。“大陆读者的反应，让我惊讶于人心的相通，他们能感受到我的悲伤和惆怅。”齐邦媛说，有一位和她同龄的北京老太太，经常给她写很长很长的信，说她虽然成长于红色革命家庭，但她还是读得泪流满面，感慨不已。
“只想用庶民的眼光看历史”
《巨流河》的前半部分故事涵盖从“九一八事件”开始的整个抗战史，虽然必须要面对大历史，但齐邦媛始终坚持从个人经历出发处理历史题材，从一个战乱中的小女子视角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知所做，很少在书中发表宏观的评论。
“处理这段历史，我就从自己的视角一条道走下来，就像当年流亡的东北学生一步一步走完那段流亡路一样。和官方正史相比，我写的是民间史、个人史和家族史，里面有人有情，所以更能打动人，有更多的细节真实。”齐邦媛说，她的抗战流亡之路，也是大家的流亡之路，所以个人的记载也必然有历史的意义和价值。
对于专业的历史研究，齐邦媛早有自己的体会和思考。她说，在台大教书，她就有个强烈的体会，那时的中文系像个大家庭，很温暖；外文系的人独来独往，很有个性；哲学系就是埋头读书；唯独历史系整天辩论斗争，三个人就有三种对历史的看法。
“我从那时起就知道历史很难写，所以我在书中尽力去记录，尽量不诠释，没有想过要就历史对别人有所指点，有所教诲。”齐邦媛说，这是一种自觉的、有节制的叙述立场。
很多人为书中她和张大飞的感情故事流泪叹息，她只是淡然地说，这样的故事在抗战时期其实是很多的。“张大飞的同班同学后来写信给我，说当年入学有100多人，后来只剩下几个人，其中大部分都死于空战。牺牲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把张大飞的故事写下来，是齐邦媛纪念他和他们的唯一方式。“我只想用一个庶民的眼光，一个弱女子的眼光，去记录那段大历史，只想把评论留给读者，留给未来。”
“文学是我一生最大的慰藉”
在齐邦媛的20多平米的老人公寓里，从客厅到卧室都摆着书架，上面插满了文学类书籍。门口的墙上挂着一幅三江汇流的照片。齐邦媛一一指出来说，这是岷江，这是青衣江，这是大渡河，当年武汉大学就在这三江汇流处。
“那时的武汉大学像一个世外桃源，虽在战争时期，但师生都很安定，有很多名师教我们读最好的书，教我们读书的能力、分辨书的能力。”齐邦媛说，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品味，这只能在安静的环境中慢慢养成。
在武大的名师中，朱光潜对齐邦媛影响最大。她至今记得，朱老师上课非常认真，还是个冷脸的人，给学生分数也算苛刻，但其实他是一个内敛害羞的人。在《巨流河》中，她记下了朱老师在课堂上讲诗讲到流泪、不让学生扫掉落叶等动人细节，让读者感受到大学者的温情。
当年正是听从朱光潜的建议，她从哲学系改读外文系。“听了他的话，我确实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心有了安放。文学后来一直是我的‘特效药’，是我一生最大的慰藉。”齐邦媛说。
每当有痛苦袭来时，齐邦媛就会习惯地背诵那些熟记的诗篇。比如，在战争年代，为家国伤心的时候，她就会背雪莱的《世界！生命！时光！》，觉得这首诗是写她自己的；有一次做完手术后在医院里痛得受不了，她就背诵华兹华斯的《我的灵魂陷入浅眠》……
“文学帮我战胜痛苦，如果再选一次，我还是会选择文学当自己的职业。”谈到文学，已经满头银发的齐邦媛说自己还是会“人来疯”。她还记得，小时候，她体弱多病，经常住院，在医院里认识了一位爱文学的张姐姐，在她那里读到林琴南等人的作品，那时已埋下文学的种子。
“《巨流河》是灵魂的返乡之旅”
对齐邦媛来说，写《巨流河》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为了父亲齐世英。
齐世英晚年很伤感，觉得自己的一生奋斗失败了，连带身边的人都失败了，自言“一生与草木同朽”，齐邦媛听了很难过：“我写《巨流河》就是不想让我父亲这一代的经历‘与草木同朽’。”
在书中，她这样描述父亲：自1925年随郭松龄饮恨巨流河，至1987年埋骨台湾，齐世英带着妻子儿女，四海为家，上无寸瓦，下无寸土，庄院祖坟俱已犁为农田，我兄妹一生填写籍贯辽宁铁岭，也只是纸上故乡而已。
正是这个“纸上故乡”，深深地牵动着齐家两代人。“我的父母都葬在台湾，来台后再也未能回到故乡，这是很伤心的。”齐邦媛还记得，在台湾西北角淡水的那块山坡地上，父亲在母亲的坟前，看着说：葬在这里也好，这里可以朝北临太平洋远眺东北。
齐邦媛回过东北三次，其中1993年第一次回到铁岭，2001年第三次回到沈阳，为复建的东北中山中学捐一个图书馆。那一次，她特地从沈阳来到大连，连着两天，一个人坐在海边往南眺望台湾，心里盛满近一个世纪的漂泊滋味。
“望着渤海流入黄海，再流进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两千多公里航行到台湾。绕过全岛到南端的鹅銮鼻，灯塔下面数里即是哑口海，海湾湛蓝，静美，据说风浪到此音灭声消。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齐邦媛在《巨流河》的结尾处写道。
“我和父亲一样，情系故乡，念念不忘。”齐邦媛说，辽宁的一家出版社正准备给她出一套《还乡文集》。“虽然我的旧家园已经不在了，如果文集能在故乡出版，也算是灵魂的一种还乡，就像我写《巨流河》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