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公益人士热议“互联网+公益”：
公众参与志愿服务门槛降低了(两岸聚焦)
巩彦博 孙立极
如何看待“一元购画”刷屏朋友圈、走路捐步做公益……当“互联网+”日益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联网+公益”意味着什么？近日，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台湾张老师基金会主办的“第二届两岸公益大讲堂”在北京举行。两岸公益界人士通过讲座、对话，就“如何高效开展志愿服务”等议题，尤其是“互联网+公益志愿新模式探索”交换看法、碰撞思想火花。
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到公益活动中
“互联网+”早已悄悄应用到两岸公益活动中，对话从两个由大学生发起并推动的志愿服务项目开始――
“夕阳再晨”项目由北京邮电大学学生2011年5月发起成立，“我们组织大学生志愿者进入社区，教老人用电脑、智能手机，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夕阳再晨”项目负责人罗旭介绍，他们主要成员由大学生及白领青年组成，2015年已正式登记成立社会组织，“希望它能在我们毕业之后长期运营下去。”
魏辽辽是“满天星”民族文化传播公益组织新媒体的负责人。“为你点亮‘满天星’是由首都四校的大学生发起的，致力于用更有趣的形式保护、宣传和传承我国丰富多彩却日渐消逝的多民族文化遗产。”魏辽辽说，他们目前已经打造了微信、微博、腾讯视频等多个平台，通过各种形式传播多元、有趣的民族文化。
台湾张老师基金会执行长林联章介绍，台湾有个网络投票慈善活动“您的一票决定爱的力量”。由社福团体提出一年内可完成的多个提案候选，再由网友投票，得票最多的提案可获得捐款。“以前慈善资源投给谁，由专家决定，通过网络投票选择捐助哪个项目便由众人决定。”
台湾中正大学社会福利系主任郑 源教授认为，目前互联网与公益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劝募过程，二是议题的倡导，三是社群联结，三方面都可借助互联网传播更广泛。他举例，比如在招募志工时，台湾一些项目会通过社交平台的群组发出呼吁，召集同道。
“互联网+”让公众更容易参与公益
毫无疑问，大数据时代为志愿服务提供了新平台，带来了新机遇。北京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联合发起人兼总干事刘斌认为，“互联网+”增强了大家接受信息的及时性和便捷性，为大规模解决志愿服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方便。
刘斌说，“如果是短信时代或电话时代，要将志愿者及时组织起来是很困难的。现在可以在微信上随时发起个电话会议，还可以用网络直播的形式。总之，大数据时代有效实现了全国各地志愿服务的信息交换共享和资源整合利用。”
魏辽辽说，他们20多人的团队通常就是通过网络汇集想法和意见。她还以“蚂蚁森林”活动为例，谈起很多公益新形式。“通过步行、网上缴费、网络挂号、网络购票等行为，每天积攒一定的绿色能量，达到规定数值就能用来养一棵虚拟的树。与此同时，产品开发方则会在我国相应领域种下一棵真实的树，这种行为切切实实减少了相应的碳排放量。”
“‘互联网+’让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门槛降低了，扩大了大众参与度。”罗旭同样表示，志愿服务活动可以在手机APP或者相关主页招募志愿者，相关的展示环节增加了透明度，提高了对志愿服务信息的监管力度，提升了公众的满意度，有效避免了一些公益圈中的丑恶现象。
大数据时代增加了公益传播的难度
当然，机遇从来都伴着挑战而来。尽管“互联网+”技术为志愿服务带来了机遇，但是大数据时代公益事业也遭遇不少新问题，需要通过舆论引导等方式，扬长避短，防微杜渐。
“信息传播的难度更大了。虽然互联网提供了很多便利，但是人人都是发言人、人人都有麦克风，抢夺个体注意力和资源的人太多了。相对弱小的公益有时很难被注意到。”刘斌坦言。
林联章仍以“您的一票决定爱的力量”为例，他认为，“成员多的社福团体，容易拉更多的票。也许他们的方案不是最好的，仍可能得票最高被选中。或者有人掌握更多的媒体信息或善于传播，都可以获得更多选票。这些都可能影响到最终方案的品质。”林联章认为，网络数据能否真实反映公益现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魏辽辽则以“罗尔事件”等案例，提出互联网公益遭遇的议程失焦等问题。几个月前，罗尔撰文诉说女儿病危的悲痛与焦虑，被众人转发及打赏，不料随后有人开始质疑他的房产、他女儿的医药费，在排山倒海般的负面声音下罗尔被迫全数退款。魏辽辽认为，当大家开始聚焦罗尔的房子等议题时，议程已经失焦。有些情况下，大家并不很关心捐款的去向，如果这样参与公益，容易让应该得到帮助的人没有得到帮助。而一旦这种情况在互联网上经常发生，群众可能会对这些项目产生麻木或者厌烦的情绪。
“举个例子，我是太极拳国际级教练，人们学太极拳是为了修身养性，互联网上的视频也可以教人学太极拳，但通过网络学到的是外形和套路，内在的境界不容易达到。”在郑 源教授看来，互联网无法取代身临其境的感觉。他提醒，“我们需要从不同维度、不同层次去全面看待‘互联网+公益’的正反两方面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