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变国运
高考使中国进入了“人才红利”时代
在恢复高考这40年中，《北京晚报》的记录，真实地反映了“高考”在市民生活中地位的变化。
《北京晚报》1980年复刊，在整个80年代，对于高考的报道多少有点“心不在焉”，只有几个年份，高考消息占据了头版的位置。
1981年，重新恢复的高考，第一次以当日新闻的姿态，出现在《北京晚报》上。这条新闻披露了一个信息，当年参加考试的北京考生高达11万7千人，当年的全国大学录取率仅为11%。相旭阳
用考试选拔人才的方式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建立，科举制度有1300多年历史。进入20世纪初，用八股文选拔人才的弊端日益显现。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转而引进西方的学校考试制度。那个时候还没有全国统一的考试制度，而是各大学自行组织命题考试，学生可以选择报考多所大学，也可能同时被多所大学录取。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光礼一直从事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的研究。他告诉记者，从1949年到1966年这“建国十七年”是我国一系列教育制度的初创时期。1952年有了第一次全国统一招考，上世纪50年代初按对口式人才培养建立了北京钢铁学院等一批专业化学院。到1961年随着“高校六十条”的出台，“一考定终身、全国统考、文理分科”等我们至今依然熟悉的考试模式最终得以确立。
周光礼认为，当时建立的统一高考模式既能够更好地显示出公平，也适应了快速选拔人才的需要，这14年通过高考选拔的人才支撑了新中国三十年的发展，意义重大。
到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新的办法”：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考制度中断。
恢复高考：
用印《毛选》的纸来印试卷
统一高考中断，大学录取只剩下“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工农兵大学生”登上历史舞台。周光礼说，在当时上大学主要看家庭成分，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有些只有初小文化，也就是刚刚达到脱盲水平，许多大学为此不得不“大学变小学”。大学教育的培养质量降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谷。
1976年，“四人帮”粉碎，十年动乱结束，全国百废待兴。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当年底就恢复高考，时间非常紧张。在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纸张、油墨全部按计划生产、供应。拿什么印试卷？最终中央决定，为了不增加群众的负担，每个考生只需要交五毛钱的报名费，另外先借调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来印高考试题。
恢复高考的消息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据当时的考生介绍，不少人彻夜在书店排队买一套“数理化”自学课本，买不到的人就问熟人借来手工抄写。周光礼说，那一年的高考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初中毕业生要多于高中毕业生，跟现在的高考完全不同。因为“文革”期间办学停摆。1966年之前的高中毕业生到了1977年早已走上工作岗位，甚至为人父母。初中毕业生反而相对有时间复习备考。
12月，570万人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和课堂奔赴考场，一个公平平等的竞争环境，终于又回来了。
一次次改革：
“公费”变“自费”，文理分科变自主选择
1977年，570万人参加高考，27.3万人被录取。1978年高考完全恢复正常，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两批人都在1978年进入大学，都被称为恢复高考第一批大学生。通过高考选拔优秀人才进入大学深造这一制度由此恢复。从1977年一直到现在，高考制度从未中断，并且进行了多次改革，以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周光礼说，恢复高考的头两批大学生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不少人还在上学时就被用人单位“盯住了”，一毕业就被一抢而光，“大部分留在了大城市，极少有人去基层和边远地区，这样不行。”
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高等院校，要按一定比例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学生毕业后要服从分配。
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到了1992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校招生从秩序和公平转向兼顾效率和效益，大学逐渐进行“自费”和“公费”的并轨，到1996年，上学交学费成为统一政策，“免费上大学”的时代结束。
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开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大门。2001年取消高考的年龄限制，一批“爷爷考生”、“奶奶考生”备受媒体关注……到2014年，随着新的高考改革方案出台，高考在未来将打破文理分科、英语一年两考等。今年，浙江、上海两地将率先按照新方案进行高考。
高考走向何方？
新高考宜简单易懂，最大限度保障公平
在周光礼看来，1977年恢复高考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帮助重建了十年动乱后的社会秩序，给人以对知识、对未来的信心。“秩序的崩溃、对社会信心的不足，危害甚至要大于人才的断层。”周光礼说，高考所代表的公平、质量至今仍是人们不懈追求的价值观。高考对于中国迅速从“文革”的“乱”转为改革开放后的“治”，继而“兴”，其作用难以估量，“从国家领导人到科学家、知名企业家、文艺界人士，大批人受益于恢复高考后的高等教育。”
如今，随着新高考改革方案投入实施。未来高考怎么走也引发了讨论。周光礼告诉记者，这次高考改革方案最大的亮点在于它做了很高的顶层设计，这是至关重要的，高考改革不能“就考试谈考试”，必须得上升到社会治理、国家发展的高度设计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具体到一些改革措施，周光礼也有自己的意见。以率先试点的两地高考方案为例，不分文理科，学生自主选择考试科目，英语多次考试机会，周光礼就认为高考方案设计得过于复杂，普通考生、家长甚至老师都会看不懂，就会有人利用复杂性带来的信息不对称进行谋利，“这就触动了高考最基本的‘公平’价值观。”
周光礼说，除此之外，新高考应尽可能地减少对于专业的限制，少用考试科目去限定招生专业，“因为大学现在都强调宽口径、通识教育了。”他说，用简单易懂的方式选拔人才，尽可能地保障公平，高考还将在中国发展中发挥强大的推动力。
本报记者 张航 J067
四十年高考大事记
1977年
高考恢复。570万人报考，录取27万人。第一批学生在1982年毕业时供不应求。
1981年
理科中增加了生物科。
1983年
英语被正式列入高考科目，以原始分计入总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