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落榜”大学的二十年突围
落选“211”的山西大学，始终在困境中求生存、找出路，几经辗转，为了寻求“中央高校俱乐部”的入场券而突围了20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
2018年9月30日，一则破格提拔的新闻，引发了极大的关注。
这天上午，山西大学召开干部教师大会，宣布北京大学校办产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黄桂田，出任山西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黄桂田此次到任，是从“正处级”到“正厅级”的破格提拔。为此，山西省委组织部特意发布了一份公示的补充说明。在其中明确指出，从北京大学选派学者型领导担任山西大学主要领导，有利于充分发挥领军人才作用，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校际交流合作水平，带动山西大学实现快速发展。
山西大学上一次如此频繁地被报道，是在今年2月。教育部公布了14所省部合建大学名单，山西大学榜上有名。而它和河北大学，是14校中唯二的“四非大学”，即非985、非211、非世界一流大学、非世界一流学科。
显然，今年是山西大学的发力之年。刚刚卸任山西大学校长一职的贾锁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山西大学正站在一个新起点上，有新的平台，遇到新的重大战略机遇。如果加倍努力，山西大学会迎来真正的突围。
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落选211工程大学以来，这所中部地区的地方大学，始终在困境中求生存、找出路，几经辗转，突围了20年。
拿到“入场券”
百年前，山西大学曾有过辉煌的时光。
1902年，山西大学堂成立，中西学皆有，是一所新式学堂。到辛亥革命时，国内仅有三所大学堂，分别是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以及山西大学堂。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山西大学堂更名为山西大学校。1931年，又改名山西大学。新中国成立时，山西大学是国内办学规模较大、学科门类齐全、办学水平较高的几所高等院校之一，文、理、工、医、法学院齐全。
1952年到1953年，院系调整，山西大学工学院的一部分参与成立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一部分并入西北工学院(现西北工业大学)，还有四个系独立建院，成为了现在的太原理工大学；医学院成为现在的山西医科大学；法学院归入中国人民大学。剩下的文理两院合并，成为山西师范学院。
1959年，山西大学恢复建制，并于两年后与山西师范学院合并，仍定名山西大学。随后，“文革”来临，学校发展停滞，直到十年后，这所被拆分又重建的老校，尚得以喘息，与国家一道，恢复生机，步入发展的正轨。
1995年，国务院批准启动“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每一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山西大学相关人员均认为，这是一件影响山西大学发展二十年、甚至还会影响更久时间的事――落选211工程。
上世纪90年代的山西省，有四项重点工作，挖煤、发电、引水、修路。学科建制仅有文理科的山西大学，与从山西大学拆分独立的太原理工大学相比，后者有着极大的工科优势，更符合当时山西省对省属高校服务地方的需求。
接受采访的人士均指出，作为非部属的高校，山西大学和太原理工大学谁能入选211工程，主要看山西省的推举，而在90年代的大环境下，山西大学落败。
之后的几年里，山西大学始终在努力求生存、求发展。山西省将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列入重点建设大学，省内分配资源、项目时，总会做到尽量平衡。比如，每年在财政中，分别拨款1000万到2000万给两校，作为重点大学建设经费。
但作为211工程大学和非211工程大学，前者会获得工程专项资金，省里也会据此配套资金，后者则没有。
更重要的是，教育部对前者有业务指导的义务，对后者则没有。那时，山西大学与教育部基本没有往来，也不受关注。想要获得教育部的消息，一方面靠省教育厅传达文件精神，另一方面则靠私人关系与教育部相关部门的人往来。
转机出现在2004年。当时，山西大学得到消息，河南省和云南省与教育部签订协议，郑州大学、云南大学成为省部共建大学。
什么是省部共建大学，协议内容是什么，对未来发展起什么作用，山西大学并不了解。但与郑大、云大同样都是地方大学，山西大学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发展机遇，学校立刻派出几名人员，打听此事。
打听的结果是，2004年初，教育部决定与中西部地区无教育部直属高校的14省(自治区、兵团)，各共建一所地方所属大学，以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强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对高校的支持力度，为地方高校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和更广阔空间。
教育部省部共建工作研究中心秘书李培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教育部直属司提出，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和东部地区严重不平衡，且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提出了省部共建大学，在每个省选一所学校来支持，且按照常理来说，入选211工程的大学优先考虑。
曾有媒体采访教育部相关人士，对此事做出了另一种解释。相关人士表示，本世纪初确定建设211高校时，一些学校各方面条件达标，但因指标有限，无法获评，教育部于是以这种方式予以补偿。另一方面，河南省作为高考大省，却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该省多次向教育部提出申请，希望得到援建。而“郑州大学喊得最厉害”，于是，教育部与河南省政府于2004年2月27日签署共建协议，郑州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省部共建大学。
山西大学得知此事后，开始上下跑动呼吁申请。或许是因为山西大学跑动的时机早于太原理工大学，或许是因为山西省为了平衡两校的教育资源，又或许是山西省为了弥补山西大学当年落选211工程的遗憾，最终，山西省与教育部于2005年5月13日签订协议，非211工程大学的山西大学成为省部共建大学。
自此之后，山西大学每年会获得国家1000万的专项资金，2010年增加到2000万元，山西省同样会给2000万作为配套支持。后来，加入省部共建大学序列的学校逐渐增多，并在22所这个数字上稳定了数年。这些高校除了每年能获得经费支持之外，还能就学校的“十二五”规划接受教育部直属司组织的专家论证。
李培凤回忆，专家通常是清华、北大这类一流高校的退休校领导，视野开阔。他们对22校的“十二五”规划一一进行论证，并与对方省的职能部门会谈，请省里给予学校更大力度的帮助。
以山西大学来说，专家向山西省建议，应给予山西大学更多的资金支持。李培凤回忆，后来，山西省给予山西大学的省部共建配套资金与太原理工大学的211工程配套资金相同。
对于这些非部属高校来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平台打开了。最明显的变化是，地方大学的校长可以参加部属高校的会议了。李培凤说，过去，这些会议是“中央高校俱乐部”，地方大学没有资格入场，而有了省部共建的牌子，地方大学的校长书记也可以参加，并“在最高级的平台上来讨论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央高校讨论的问题，地方大学可能尚未遇到，但可以提前了解，甚至前瞻性地进行改革，拓宽了治校思路。
2007年，山西大学在省部共建大学中，获得了一个额外机会。教育部希望在这些高校中，挂靠一个省部共建工作研究中心，以研究论证地方高校的发展。该中心最终挂靠在了山西大学，刚留校任教不久的李培凤成为该中心的秘书。
李培凤形容，因为这个中心，一方面，山西大学在各省部共建大学中有了影响力；另一方面，借着研究中心的平台，山西大学能及时了解教育部的想法，做出有利于未来发展的抉择。
抱团取暖
22所省部共建高校这个数字，维持到了2011年。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教育部长袁贵仁表示，985、211的大门已经关上，不会再有新的学校加入这个行列。不少想要进入国家队的高校，开始铆着劲成为省部共建大学。
三年之后，省部共建大学数量翻番，达43所。截至2017年10月，教育部参与的省部共建大学共79所。而如果算上其他部委参与共建的大学，目前已有120所左右省部共建大学，遍及全国。
学校多了，范围广了，有好处，也有不足之处。比如，教育部最初的愿景，即发展中西部的高等教育、平衡东部与中西部教育资源，就难以着力实现了。
教育部再次提出，还是希望能对中西部大学给予政策倾向。省部共建工作研究中心被要求论证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政策，并出具报告。
此时，还有两个工程可供选择――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提升工程和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两个工程名头相似，如果高校不了解情况，很难区分应该申请参加哪一个。李培凤作为省部共建工作研究中心秘书，她了解到，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是国家将重点支持中西部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00所地方高校发展。而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则是回归省部共建大学的初心，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14个省(自治区、兵团)，秉着“一省一校”的原则，专项支持该省的一所高水平大学。相较之下，山西大学显然应该申请参加后者。
2012年，顺利加入“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的山西大学，得到的资金支持与此前的2000万已不可同日而语。那之后的四年里，山西大学平均每年得到国家财政拨款一个亿，而按照规定的1：0.5的配比，山西省平均每年要给山西大学配套资金5000万。因此，山西大学平均每年得到额外的项目资金支持是1.5亿。
山西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吴文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学校的预算始终徘徊在三亿左右，学校的“十二五”规划(2011-2015)提出，到“十二五”末期，力争预算达到七八亿。
刚刚卸任山西大学校长一职的贾锁堂也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2012年，他接任校长一职，当时学校的预算不到6亿。
每年1.5亿的额外资金支持，显然给山西大学带来了极大的帮助。
根据山西大学提供的数字，2012年，因项目开始较晚，当年只拨款了3000万，次年，1.1亿资金到账。学校将其中的3600万用于科研平台与实践基地，3000万用于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2014年，1.8亿资金到账，学校拿出了其中的6000万，用于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4800万用于公共服务体系，4050万用于教学实验平台。
那几年里，山西大学扩建新校区、增设工科、实行绩效工资制度，同时，还加入了人才争夺战，开出高薪吸引高端人才及团队。项目的资金支持，在其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除了得到资金支持，山西大学和其他13校在这几年里结成同盟。早在项目之初，14校就共同成立了“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入选高校协作联盟”(以下简称协作联盟)，协作联盟的秘书处常设在贵州大学。
从2013年起，协作联盟各高校每年定期轮流承办书记校长圆桌会议及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会议后，联盟代表会去教育部汇报会议情况，并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
而在协作联盟的第一次经验交流会上，各高校就对该联盟建设的近期、中期、远期目标达成了共识。其中，中期目标是争取国家将“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由目前的阶段性项目支持确定为长期政策性支持；远期目标是争取将入选“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的高校，纳入教育部直属高校管理体制。
根据最初设定，项目起始于2012年底，终止于“十二五”末，即2015年底。到了2015年，14校的校领导普遍开始焦虑，大家已经习惯每年的资金支持了，如果项目终止，怎么办？
贾锁堂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的自己也十分焦虑。如果项目不持续的话，就像个烂尾楼，学校的工作都仅仅只打了基础，甚至基础都还没有牢固。“那几年，学校广大的教职员工向高水平大学前进的自信心已经起来了，如果项目戛然而止，很危险。就像一个高速前进的汽车，紧急刹车，会出大问题。”
2015年7月初，包括贾锁堂在内，14校中有五名校长同时在北京参加培训。他们临时决定召开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一拍即合，要向教育部提交继续实施提升工程的请求报告。
各校按照统一的写作要点撰写分报告，之后一同起草总报告。7月下旬，总报告完成。协作联盟破天荒召开了当年第二次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总报告并共同署名。
之后，在教育部相关领导的指导下，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山西大学校长贾锁堂、南昌大学校长周创兵等逐字逐句修改，将27页的总报告压缩凝练至5页，呈报教育部。
协作联盟提出建议，将“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作为国家工程，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实施方案，将工程由专项支持转变为常态支持。
半年后的2016年3月，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发布，首次明确将“深入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纳入规划纲要。4月2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13个省份以及新疆建设兵团，各重点支持建设一所高校。
协作联盟的中期目标实现了，14校深受鼓舞。当年9月，协作联盟书记校长会议在山西大学召开，与会的书记校长们彼此手拉着手，合影留念，笑得开怀。
自2014年起，每年协作联盟的书记校长会议上，他们都会用这个造型合影，以示14校风雨同舟、一起奋进。
“跑部”前进
项目之初，14个高校的书记、校长彼此约定，他们中只要是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的，每年提案议案都必须涉及一个主题，即建议将“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作为长期建设的国家项目，并推动入选高校逐步享受与教育部直属院校同等的政策。
第一个目标已经实现，第二个目标还有待争取，每年的提案议案以及向教育部的建议都不曾停止。
贾锁堂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从2013年到2017年，他每年只提这一个议案，山西团的其他人说他是“祥林嫂”。贾锁堂对《中国新闻周刊》笑言：“我就是祥林嫂，这是我当校长期间的一号工程。”
贾锁堂说，这是“帽子”，更是平台，有了平台，才能名正言顺。“咱们先进去，(成为部属高校)，有了名分再说，这比什么都重要。然后你自己争气一点干好了，教育部觉得这帮人还能干成事，咱们再说争取更多的支持、更多的资源，不能一下子给国家提更高的要求。”
对抱团取暖的14校来说，继2016年“十三五”规划发布后，又在2018年迎来了机会，可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2018年，全国两会前夕的2月24日，教育部召开支持和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座谈会，部署启动部省合建工作。
会议指出，要通过部省合建这一新的机制和模式，在尚无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份，按“一省一校”原则，重点支持河北大学、山西大学、内蒙古大学、南昌大学、郑州大学、广西大学、海南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西藏大学、青海大学、宁夏大学、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等14所高校建设。
在半个月后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对部省合建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有13个省、自治区没有部属高校，再加上生产建设兵团，这14家是“13+1”。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教育部在过去省部共建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升级版，建立部省合建机制，一省一校、部省合建。
“教育部把这些学校列入部属高校序列，相当于准部属高校，省、自治区和兵团对高校现有的支持力度不减，隶属管理不变，双方共同合力建设这14所高校。在不远的将来，使他们能够快速成长为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排头兵’，向‘国家队’水平迈进。这类学校可以把它叫做部建高校，这是一块金字招牌。”陈宝生说。
省部共建大学，省在前，部在后；部省合建大学，部在前，省在后。排位的变化，再加上教育部部长的公开发言，14校迈入了准部属高校序列。
最直观的变化是，过去，教育部函件的抬头写的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如今还要加上“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
一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原本，作为非985、非211、非“双一流”的山西大学，处境比较艰难，但因为进入部省合建大学，学校今年的招生质量有了明显好转。
不过，目前来看，14校更关心的还是相应制度落地的问题。
经费自然首当其冲。教育部科学技术司每年会进行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仅从科技经费，就能看出部属院校和地方院校的区别。
2016年，根据已公布的65所教育部直属院校的数据，其科技方面的拨入经费为759亿，而1667所地方院校在科技方面得到的拨款是592亿，比前者少150多亿。
教育部省部共建工作研究中心秘书李培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曾做过调查，部属高校中，专业性强的大学，比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每年获得的中央财政拨款在4亿左右，而一般的综合性大学获得的中央经费支持则在8亿左右。
拨款直接影响学校的预算。广西大学校长赵跃宇在《关于“部省合建”政策的思考》中提出，预算方面，部省合建高校通常在4亿到33.9亿元，而985高校则在14亿到200亿元。山西大学2018年的预算数字在18亿左右，而在预算数字上领跑部属高校的清华大学，2018年预算是269亿，前后数字相差近15倍。
据山西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吴文清介绍，今年，山西大学获得国家拨款1亿，山西大学配套5000万。接下来，部省合建大学的财政拨款是否会有变化、是否能做到与部属高校一视同仁，大家都在拭目以待。
2018年8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主持召开部省合建中西部14所高校工作推进会，交流总结半年来部省合建工作进展，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
一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会上，陈宝生明确提出，有哪些政策是教育部直属高校特殊享有，而地方大学没有的，应该梳理出来，给予14校相应政策的支持。他要求各司局与14校进行工作对接，帮助14校尽快进入教育部序列。另外，教育部还按照 “一校一册”的要求，逐省、逐校沟通确定了合建工作手册，研究制定了路线图、任务书。
山西大学的工作手册有16条，规定了如何进行队伍建设、学科建设保障等问题，甚至详细到如何开会、如何办公。山西省应当给予什么样的支持，也写入其中。
上述与会人员感慨：“这次的力度真的非常大。”
目前，14校都在建设与教育部的视频会议室。贾锁堂说，前一阵，远程参加教育部的一个工作会议，因学校的视频会议室未建成，他到山西省教育厅参会。当天，他是省里唯一一个参会的地方大学校长。
贾锁堂要求学校的相关人员，要勤于与教育部沟通。这就像一个大家庭里，会说话的孩子总归会得到父母更多的支持。过去，教育部对山西大学没有业务指导的义务，而现在，一切都变了。“大家得赶快适应这种变化，要主动接受管理，主动“跑部”前进。你跑得越多，接收信息也越快，前进得也越快。”
“已经走了一大步了，很不容易，这是历史性的跨越。一号工程干成了，我一生当中最高兴的就是这件事。”贾锁堂说。
“外援”北大
2018年9月30日上午，山西大学召开干部教师大会，宣布学校新任主要领导。此前任北京大学校办产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黄桂田，出任山西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试用期一年，山西大学原校长贾锁堂卸任。
这是一次从正处级到正局级的破格提拔。为此，山西省委组织部于9月21日发布一份《关于黄桂田同志任前公示的补充说明》。说明里提到，黄桂田是北京大学选派的学者型领导，是北大党委“全面比选、慎重推荐的人选”。其到任将“有利于全面落实省政府、北京大学战略合作协议和北京大学支持山西大学建设与发展实施方案”。
北京大学与山西大学的对口支援，是今年山西大学成为部省合建大学之外的第二件大事。
早年间，山西大学也曾动过念头，希望有国内顶尖高校能来对口支援，但始终动静不大。他们十分羡慕14校中的青海大学。李培凤说，清华大学对青海大学的对口支援，可以说是国内最为深入、效果也最好的。
2001年，教育部“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启动，清华大学负责对口支援青海大学。17年来，清华大学共选派了四人前往青海大学担任校长。目前，青海大学校长是中科院院士王光谦，出自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
截至2017年，清华大学派出17名专家教授出任青海大学院系负责人，另有10批专家教授团指导青海大学的课程、学科专业和实验室建设。
据媒体报道，教授团手把手教青海大学的老师们如何上课，同时一批批中层干部、教师还被送到清华进行交流、实习和培训。李培凤前往青海大学调研的时候，该校一名副校长告诉她，自己是在清华大学参与培训的“黄埔一期”学员。
因青海大学需要发展农牧业、建立地质系，清华大学就牵线邀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参与对口支援。青海大学计算机系、光伏实验基地，均由清华大学的专家教授及其团队帮助成立。
根据清华大学《对口支援青海大学“显著提升”行动计划》，学校执行教育部“质量工程”中青年教师进修计划和管理干部学习锻炼计划，实施提升青年教师学历层次计划，每年接受来自青海大学的访问学者和博士后。也就是说，只要符合清华大学的招生标准，青海大学每年可以派出一部分青年骨干教师，到清华大学深造，提高学历。
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2016年从青海省委书记任上调任山西。在青海工作了13年的他，十分了解清华大学对口支援青海大学的模式、方法。据知情人士介绍，来到山西后没多久，骆惠宁就提出请国内顶尖大学对口支援省内大学一事。
多名受访者都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目前，山西省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省委省政府的相关领导也十分重视高等教育发展，因此极力促成北京大学与山西大学的对口支援。
据知情人介绍，两校沟通了一段时间，山西省委省政府领导先后请两位国家领导人和教育部从中协调，最终，北京大学和山西大学开始共同推进，起草相关协议。
在公开新闻中，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省长楼阳生在今年6月和8月，两次会见时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校长林建华。
6月，双方围绕山西省与北京大学加强战略合作，北京大学支持山西大学推进“双一流”建设等进行了探讨，形成高度共识。
8月，山西省委省政府出面，邀请国内九所一流大学的校长到晋座谈，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南京大学校长吕建、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均出席了会议，复旦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派出了副校长出席。
骆惠宁在讲话中表示，希望这些高校能来晋兴学办教，进一步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并发挥人才富集的优势，成为山西引进高端领军人才的“活渠道”。他还提议成立专门工作班子，进一步对接。
楼阳生代表省政府与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签署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北京大学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山西省将与北京大学通过战略咨询、科技合作、成果转化、人才交流等方式，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
随后，双方还签署了《北京大学支持山西大学建设与发展实施方案》，北京大学对口支援山西大学一事就此敲定。据了解，该方案制定得十分详细，这其中就包括了将由北大选派人员到山西大学任校长。
目前，除了校长黄桂田出自北大，山西大学现有七名副校长，其中两位也都出自北京大学。
据了解，10月末，将会有一半左右的山西大学中层行政干部，前往北大学习、对接。贾锁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未来，北大还将派学院院长、学科带头人等，全方位支持山西大学的建设发展。
受访者们均表示，如果与北大的合作能逐渐深入，或许可以解决学校现有的一些问题，包括办学水平、科研水平、管理水平等，都会得到一定的提高。
倾斜与放弃
贾锁堂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在山西大学念的书，留在山西大学工作，见证了这所百年老校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就任校长一职期间，一号工程是成功了，不过也有遗憾――落选双一流。
有受访者认为，这是落选211工程的遗留问题，毕竟所有211工程高校全部进入了双一流大学名单，作为地方大学，这基本是唯一的出路。也有受访者认为，说到底，还是因为山西大学的学科发展水平不足。
“双一流”将在2020年迎来第一次大考，山西大学认为，之后，国家或许会允许一些高校补入双一流榜单。而这是山西大学的机会。现在，“帽子”有了、平台有了、资金逐渐到位，接下来，该是刀刃向内、发展学科的时候了。
山西大学有两大优势学科，分别是物理和哲学。以物理学为例，学校每年3亿的科研经费中，物理学科有1亿，占据三分之一。但据教育部的全国高校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山西大学物理学得到B+。而在目前入选世界一流学科的大学中，物理学最低评级是吉林大学物理学的A-，其他均为A或者A+。从国家奖的得奖频次到论文发表刊物的水平，山西大学物理学科都尚有一段距离需要跨越。
贾锁堂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核心的方法，是人才的引入，尤其是海外人才的引入。
学校发展规划处处长吴文清介绍，2012年之前，学校的人才主要靠培养，2012年之后，大家普遍认为，引进人才更有效。这与学术环境的变化、归国人才增多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学校认为，靠本土培养一个国家级人才，十分困难，而引入的人才，则往往能很快成长起来。“同等年龄、同等学历的情况下，外来人才的科研实力远在我们现有人才的水平之上。”
双一流大考的2020年已近在眼前，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打造出世界一流学科，吴文清认为，引入人才，让人才建立高水平团队，是最为有效的方式。
目前，学校为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投入的经费是6000万一年，而物理学占得其中的2000万，且可以视情况增加。然而，全国各高校都在进行人才争夺战，毫无地缘优势的山西大学，抢夺人才的难度倍增。
除了靠学科本身的实力吸引人才之外，山西大学还会打政策牌和感情牌。一名刚被引入的长江学者，过去在部属高校工作，但认为学校给他安排的本科生课程过多。山西大学没有教授给本科生上课课时的最低限制，这无疑是一个吸引。同时，针对他的家人提出的安家条件，校领导跑了几个小区，才为他寻找到适宜的房源。最终，这一系列举动打动了这名长江学者，使他婉拒了国内其他顶尖高校的邀请，选择来山西大学任教。
另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留住这些已经培养出来的人才。事实上，这要消耗更大的成本。据介绍，为了留住人才，校领导候选人也往往从物理、哲学这两个优势学科中来。
这一系列政策的倾斜，都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学科发展不平衡。这是全国各地方高校都存在的难题。李培凤说，学校容易形成路径依赖，作为资金、资源匮乏的地方大学，必须靠牺牲其他学科来扶持培养某几个优势学科，而其他学科就总也发展不起来，学校难以获得新的发展方向，长此以往，恶性循环。
贾锁堂认为，平衡发展是十分困难的事。就像家境贫困的人家，会重点支持一两个有出息的孩子，他们发展好了，才能带动全家。治校也一样，必须有所选择，有所舍弃。
贾锁堂说，此时的山西大学，正面临着极为重要的机遇。山西省正在进行经济转型，而山西大学着力发展的学科都是“非煤”的学科，包括环境工程、大数据、电子等，这些学科或许能在经济转型中开辟产学研的新路径。
“大家要加倍努力，争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更大的跨越发展，真正实现突围。我想，10年、20年乃至50年以后，山西大学还是很有希望的。”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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