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家10天，参加了8场“人情宴”，道喜背后是苦笑；辛苦赚钱一年，回家出“人情费”，腰包掏空了一半；明明腰包紧张，还要买来高档烟酒，彻夜燃放烟花鞭炮，只为撑场面……
春节期间，部分乡村畸形人情消费愈演愈烈，种种陈规陋习给基层群众带来沉重负担，部分群众形容这个年过得“心惊肉跳、头皮发麻”。
移风易俗显得尤为迫切。幸好多地早已展开探索，效果也比较明显。但对于部分地区由政府主导的移风易俗和“一刀切”整治方式，群众中也不乏质疑和担忧的声音。
“人情大于债，头顶锅子卖”
王蓉的家乡在华东某省的农村，当地素来以“人情重”“彩礼高”闻名。今年春节回乡，从腊月二十六到正月初六，她参加了8场酒席，涉及结婚、寿礼、乔迁、周岁、建房等主题，人情费都是400元起步，高的达1000元。她说这个节过得头皮发麻，“最多的一天赶了三个场，必须人到情到。”
春节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近年来，部分乡村人情负担之重，陈规陋习之突出，已令人谈之色变。
前几年，湖南省平江县梅仙镇三里村在开展移风易俗之前，发生过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情。
村里的贫困户徐传德，房屋倒塌多年，一直在邻居家借住，住的地方破旧不堪，生活不便，甚至没有手机信号。2016年，驻村扶贫队帮村里建了集中安置房，生活便利，一套价值10多万元的新房，只需交5000元就可拎包入住。
奇怪的是，徐传德符合入住条件，却始终躲着不要这个福利。扶贫队员爬上山来家访，老徐才说了实情，“我年收入只有两三千元，山下人口集中，人情往来多，一年人情开销就要四五千元。”
办酒、节庆、人情往来等各种乡风乡俗，在过去很多年发挥过团结乡邻、凝聚人心、互助共赢的宝贵作用。但是，近年来，部分乡村的人情风越刮越歪，逐渐偏离了原来的初衷。最典型者，莫过于人情“异化”过程中频发的“无事酒”成风。
红喜事、白喜事、升学宴、谢师宴、参军宴、满月宴、建房宴、装修宴，还有逢五逢十生日宴等，仅仅是“常规动作”。人情礼金水涨船高，过去的50元起步，现在200元起步，关系稍微亲密的500元起步，关系亲密的800元～1000元是标准。这些人情债还不能躲，“人情大于债，头顶锅子卖”“宁荒一年田，不丢人情场”。
有的地方官员和地方人大代表做过调查，部分乡村村民的人情支出竟然占到整个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低收入家庭的年人情支出甚至超过年收入。由于支出太多，村民很难维持长时间“光出不进”，只好找理由办酒收礼“回本”。前些年，中部某县流传一种说法：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如果两三年不办酒，家庭财政就会破产。
“吃酒送礼――负担加重――自己办酒收礼――再吃酒再送礼”这样的怪圈开始循环。部分村民不得不绞尽脑汁找办酒名目，办各种“无事酒”。12岁生日、36岁生日、两位老人合办“百岁酒”“150岁酒”等，外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当地却常见。
还有村民遇到过“买房宴”，送了礼吃了酒，主人始终不说新房在哪里，大家其实也心照不宣。有的地方以此创作讽刺剧，讲述一农民修建厕所后，以“三改重点工程落成”名义办酒。
踩下“人情歪风”的“急刹车”
不堪重负下，越来越多群众开始抱怨，但很少有人敢迈出第一步。记者节前在中部地区采访，多位村民坦言，其实大多数人有停止办酒的想法，都知道继续下去只会花更多钱，但没人敢迈出第一步，怕被人笑话。
近年来，在我国多地的市、县“两会”上，部分人大代表直斥异化变味的“乡村人情风”，建议政府引导整治，建议党员干部带头移风易俗。
令人欣慰的是，部分农村地区已经拉开了破除陈规陋习、禁止农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序幕，王蓉们面临的“尴尬”过年方式将成为过去。
湖南、浙江等地少部分乡村出现了民间自发主导的“去陋习，树新风”行动。由村庄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教师、老干部等主导，成立红白理事会，建立专业的志愿者队伍，制定村规民约，协助村民规范办酒，踩下了“人情歪风”的“急刹车”。
记者了解到，这些村规民约兼顾了原则和人性化，规定可以操办的合理操办、适当收送礼金，不宜操办的坚决不允许收送礼金。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这种方式容易得到广泛理解和响应，村民往往抹不开面子，政府又不好介入太深，由民间自治，叫停人情风，百姓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这样便可顺理成章。”
相对而言，更多乡村的移风易俗是由政府主导。近年来，湖南、湖北、四川、福建等多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移风易俗行动。首先要求从党员干部带头做起，对党员干部的婚丧嫁娶划出纪律红线，党员干部签下承诺书，规定只准吃哪几种酒，规定人情礼金不能超过多少元。
一名县委书记这样解释背后的深意：“一则通过党风带民风，带动作用确实明显，二则党员干部在乡村占主导地位，只要他们不参加，很多人情往来就运转不下去。”
与管住党员干部同时进行的，则是村支部和村委会制定专门的村规民约，明确办酒范畴，界定办酒条件和程序，明确违禁办酒的处罚，并由村红白理事会监督执行。
比如，记者春节期间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三封寺镇了解到，当地出台了规范办理婚丧事宜的文件，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办”，规定气球拱门不超过一个，不放烟花鞭炮，每桌酒席总价不超过300元，丧事不做道场，不搞其他封建迷信活动。除婚丧嫁娶外，老人小孩生日、新房落成、升学等其他事宜不办，如要办理，只邀请自己的直系亲属参加。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场移风易俗行动的推进比较顺利，效果也比较明显。
村民的感受最真切。三封寺镇华一村村民刘忠立说，现在负担大为减轻，很多人家每年的人情费用从一万多元减少到两三千元，过年过节也不再放鞭炮，轻松了很多，今年这个年过得很清爽。
村支书刘再跃原来以为自己会得罪全村的人，实际效果与他想象完全不同。他感慨，“推行一年半，没想到进度这么快，效果这么好，也说明过去大操大办背后，大家早就苦不堪言，移风易俗顺应了民心。”
以三封寺镇为例，镇里统计发现，以前每户每年人情开支平均1.85万元，现在降到了5550元，全镇8500户可减少支出1个亿。放大到岳阳市，自推进移风易俗以来，全市农村烟花爆竹燃放同比下降了80%，人情开支下降了40%。
贺雪峰教授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团队已连续7年撰写春节回乡记，记录家乡发生的变化。在今年已经整理出来的45篇“回乡记”中，多名成员不约而同以移风易俗为重点，对这种变化表示肯定。
移风易俗不能搞“一刀切”
不过，也有学者担忧部分地方工作方式简单粗暴，移风易俗的标准界定不科学，对传统习俗文化传承构成威胁。
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陈文胜认为，许多民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农村不准老人办寿宴，春节完全禁鞭炮，是过度的移风易俗。部分地方政府初衷是好的，但要反思过去“破四旧”和农村中小学撤并的教训，反思过去部分地方大规模推进“平坟运动”和“合村并乡”等产生的问题，防止对孝道、忠义、仁爱等价值观念和礼仪体系产生的影响，对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信仰产生的冲击。
其次，近年来农村出现了一些新的风俗问题，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经济原因，光靠移风易俗治标不治本，甚至可能造成新的矛盾。
最典型的莫过于农村彩礼问题。部分农村地区男女比例不平衡，加上大量女性外出，导致农村地区婚姻竞争激烈，一步步拉高婚姻成本，彩礼越来越高，甚至“一婚穷十年”。不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光靠强制性的移风易俗规定收效甚微，彩礼钱只能从台前走到幕后，甚至不排除变本加厉。
其三，部分地方移风易俗采取“一刀切”方式，背后是否存在层层加码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部分村民办了满月酒、寿宴后，被取消低保、养老补贴等。村民认为这些酒自古以来就有，不应完全禁止，处罚是不对的。
也有学者质疑，这种方式过于一刀切，也是懒政的一种表现。政府引导也要注意“姿态”和“尺度”问题，要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区分出哪些办酒行为是一直存在的，哪些是在后来“跑偏”出现的，要适当保留一些必要的红白喜事项目。
其四，地方政府动用行政命令和公共资源加以管控，效果明显，但没有激发民间活力，难以形成长效治理机制。很多地方，还是由政府强力推进，从决策、发文到执行，没有充分征求大众意见。
有学者认为，让社会自身去培育纠错机制和向善自觉，比一个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来得更为妥帖。“必须充分发挥群众的自主性，找到合适的方法，分清各自的边界，政府、社会与公众才能各安其位，在相互促进中共同移风易俗。”记者周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