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走“中庸之道”
文/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杰尼索夫
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历史深远，在两国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有着强大的经济支撑与文化基础。同时俄中之间还有着深厚的感情因素。
“俄罗斯”对于中国人和“中国”对于俄罗斯人，不仅仅是世界版图上两个邻国的名称，更有一份“远亲不如近邻”的情怀。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许多著名的中国革命家就在莫斯科工作和学习。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区举行，这是中共历史上在中国境外召开的唯一一次党代会。抗日战争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末，作为当时唯一一批赶到中国协助作战的外国力量，苏联志愿飞行员与中国的爱国者们肩并肩地反击了日本侵略者。而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前线和后方帮助过苏联。1945年8月，苏联军队挺进满洲里，消灭关东军，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画上了句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甫一成立，苏联是第一个予以承认的国家。在此要指出的是，后来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的汉学界泰斗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积极参与了这一事件。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时，作为苏联驻中国的总领事，他就在天安门现场。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给齐赫文斯基正式致函，通告新中国希望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就在第二天，即10月2日，齐赫文斯基就向周恩来递交了苏联政府确认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复电。
1950年2月14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在上世纪50年代经历了苏中关系的“蜜月期”。中国人民对苏联专家有着难以忘怀的回忆，这些专家参加了诸多企业和工程的建设，其中的许多项目至今仍在运转。
双方一路走过来当然也有一些不愉快的回忆，比如中苏“两驾马车”的决裂以及随之而来的冲突、尖锐的意识形态论战等。今天可以这样来看待它们，就像在中国常说的，权当“反面教材”吧。
进入上世纪80年代，苏中二十多年的对抗逐渐被 “暖风”所取代，双边关系逐步实现了完全正常化，符合两国国家利益的健康思维最终获胜。还应该指出，2019年是关系正常化的第三十个年头。在1989年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期间，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说，“问题就一阵风吹了”，并建议“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应当说，苏中双方当即友好地开展了这一工作。
1991年，苏联解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俄罗斯联邦是苏联的继承国，两国继续发展双边合作；1992年，双方确认彼此是友好国家；1994年，决定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建立了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两国元首实现了定期互访以及在国际活动场合的会晤。也正是在那时，两国建立起了政府首脑定期会晤的机制，并使之成为俄中全方位务实合作发展的平台。2001年，两国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份基础性政治文件将平等、互信伙伴和战略协作关系固定了下来，确认俄中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为在可预见的历史时期内俄中双边关系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双方切身利益的等同考量，在捍卫国家核心利益时的相互支持，是俄中关系的基本原则。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对话，高度的互信，国家关系中牢固的社会基础，是两国合作健康向上和全面发展的最重要条件。如今的俄中关系，没有政治刺激因素，阶段性产生的问题也在战略伙伴关系的良好氛围中得以解决。
需要特别指出俄中关系的一大关键，就是这种关系的完全非意识形态化。这在今天看来是正常的事，但实际上要放弃陈规老套，不再有意识形态的干预，是件极难的事。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需要倍加珍惜并要以此作为世界大国间构建国家关系的范例。俄罗斯和中国尊重所有的发展模式，不觊觎“弥赛亚”的地位，也不在相互之间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好为人师。
2004年，俄中之间最终解决了与长达4300公里的国土边界有关的所有问题(这一敏感问题的谈判长达40多年之久)。这使得双方关系中最后的政治问题得以解决并成为国家关系发展的标志时刻。
高度的政治互信促使两国在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领域中取得巨大成就。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一领域中的合作有了积极进展，并在2005年进行了第一次“和平使命”联合军事演习。关于所有的行动和项目，举不胜举，只需提一下“东方-2018军演”就够了――有数千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参加了俄罗斯联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多兵种军演。
从军事领域的信任措施及在中亚地区裁减武装部署开始，俄罗斯和中国成为新的国际机构――上海合作组织的倡议者。如今，这一组织成为构建地区协作的新模式，涉及约30亿人，所涉区域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近四分之一。
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人瞩目，俄罗斯以及一系列新工业国家的发展也蒸蒸日上，还让世界对金砖国家刮目相看。全球蓬勃发展的经济体结成了金砖国家的合作模式，新对话机制的首次峰会于2009年召开。2011年，南非共和国加入金砖国家行列。十年来，金砖国家机制积极有效的运转证实这一模式的现实意义，而俄罗斯和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我们两国最为密切的协作是在联合国体系中，是在安全理事会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平台的框架内实施的。
从心所欲，不逾矩
必须指出的是，莫斯科和北京在提出各自的国际倡议时，都尽力最大限度地协调各方的力量，建设欧亚经济联盟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俄中合作全方位发展，这种持续不断的努力带来了丰硕的成果。2018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约107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跨境电商这种新形式正在飞速发展，投资方面的合作也在扩大，总额为1300亿美元的70个大型合作项目，有的已经实施，有的正在调研。
两国的科技合作早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只要提一下“格洛纳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兼容就足够了，而在这一领域中类似的项目比比皆是，有的甚至远达银河系。还有一系列意义重大的高科技项目，例如远程宽体客机和重型直升机的研制正在进行之中。所有的人都明白，未来取决于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而这个未来进程实际上已经开启。所以，我们两国在这一领域中，既有国家层面和部委框架下的合作，也有企业间的积极协作。
能源是双方实际协作规模最大的领域。从2011年开始，通过“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向中国输送商用石油，对两国而言，可视为是历史性事件。“东西伯利亚―太平洋”二期方案的实施，即输油管道延至科兹米诺港，随之带来的是输油管道输送能力的扩大，使俄罗斯在2016年就成为向中国出口石油举足轻重的供应商。2018年7月，“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工程开始输送液化天然气。这是液化天然气领域全球最大的项目之一，其中近30%的资本来自中国投资者。虽然中国是煤炭超级大国，但仍在俄罗斯购买了相当数量的煤炭。还必须提及在俄罗斯技术工艺基础上建成的田湾核电站，这是世界上最先进和最安全的核电站之一。
尽管商贸合作的意义极其重大，但对两国来说，人文方面的往来同样重要。俄罗斯和中国是两个“文化超级大国”，不乏相互间以及全世界范围内可以分享的瑰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俄罗斯文化对中国在该领域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由此为文化亲近、相互理解和友谊打下了广泛的人文基础。同样，在今天的俄罗斯，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中文的兴趣正在增长。电影艺术领域的交流也在发展，近期第一部俄中合拍的影片《战斗民族养成记》(又名《我是如何成为俄罗斯人的》)正在热播。
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学习过或在本国按苏联教材学习过的大学生，已成为当今管理、科技和文化领域的精英。现在，双方教育往来的规模不断扩大，该领域中各种各样的交流每年接近10万人次，第一所中俄联合大学在深圳开办。传媒领域中的交往发展得相当顺利。两国间旅游往来快速增长。对俄罗斯旅游者来说，中国位于最具吸引力旅游目的国的前列。中国朋友旅游线路涉及的地区也在不断扩大，莫斯科、圣彼得堡、贝加尔湖等，都是中国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
2019年，从俄中务实合作的角度来看，将是一个丰收年。横跨阿穆尔河的两座大桥有望近斯竣工，一座是连通了布拉戈维申斯克到黑河两市的公路，另一座则是下列宁斯科耶至同江的铁路大桥。能源领域中下一个突破性的时刻是“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项目将于2019年底开始供气，它将使俄罗斯能够从“东线”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完成的这一高科技工艺项目，预计每年将输出380亿立方米的“蓝色燃料”。随着这条天然气管道的开通，俄罗斯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天然气供应者。鉴于这些成就，我们可以说，俄中之间的“能源联盟”已在形成之中。
俄罗斯和中国都希望对方能够顺利而稳定地发展。两国关系的历史业已证明，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符合双方的利益。70年来，俄中关系之路是曲折坎坷的。但现在，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两国战略合作的前景是光明的。在我们看来，当前的相互协作水平是最佳的，走着类似于东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中庸之道”。
此时，我想起了中国伟大思想家孔子的话，他在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时说：“吾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孔子玉律”，在我看来，完全适用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国家关系。由于相互尊重、高度信任、遵循平等和互利的原则，俄中两国确实可以“从心所欲”，将任何规模和复杂的项目付诸现实。双方还自觉地“不逾矩”，既不违背各自国家的利益，也不逾越国际法的原则和规范，并以此为“矩”，在国际舞台上协调行动。
(作者系俄罗斯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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