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图/中新
科技创新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
文/王一鸣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首发于总第890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9年，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复杂局面。从国内看，居民消费稳中趋缓，投资增长动力仍显不足，出口增速受到全球经济放缓、贸易摩擦和去年高基数的影响有可能回调，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困难增多，部分领域风险压力增大。
面对经济运行可能出现的新挑战，必须加强政策协调和配合，落实好重点工作任务。在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的同时，必须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对提升产业链水平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和最大整体效应
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重点向制造业和小微企业倾斜；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更大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支持企业拓宽直接融资渠道。与此同时，发挥好结构性政策的体制机制建设功能和社会政策的兜底保障功能。
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强化需求侧刺激，短期可能起作用，但难以解决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在稳定总需求的情况下，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上下功夫。
此外，还要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以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去杠杆为重点，加大不良债务处置力度，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打好脱贫攻坚战，要加大“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脱贫攻坚力度，重点解决好实现“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确保如期实现目标任务。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聚焦重点战役，加大投入力度。环境治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久久为功，避免政策“一刀切”和处置方式简单化。
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今年的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并把“提升产业链水平，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提升产业链水平，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必须顺应全球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新趋势，找准中国科技创新面临的问题。
当前，全球科技发展进入活跃期，呈现多点突破、群体迸发的新特征，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产业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形成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
信息网络技术加速向智能化方向发展。信息网络技术各细分领域纵向升级与交叉融合，呈现网络互联的移动化、泛在化和信息处理的高速化、智能化，促进创新链、产业链的代际跃升和信息服务的智能化、个性化发展。移动互联技术向物联网快速拓展，计算技术向高性能、量子计算发展，大数据技术推动全面数据化，形成“人-网-物”互联体系和泛在智能信息网络，推动人工智能向自主学习、人机协同增强智能和基于网络的群体智能等方向发展，引发众多产业领域的深刻变革和创新。
制造技术向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信息网络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先进传感技术、数字化设计制造、机器人与智能控制系统等日趋广泛应用，促进以人机协同为特征的新一代机器人能力不断增强。人机共融的智能制造模式大大提升制造系统的柔性和敏捷性，推动工业生产向分布式、定制化制造模式转变。广泛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和智能化控制，建立工业生态链，引领制造方式向绿色化方向发展。
信息数据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随着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和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信息数据逐步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促使三次产业边界日趋模糊，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内涵发生明显变化。度量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指标主要体现在由信息数据要素投入而导致的边际效率改善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程度。随着信息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在计算机、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支撑下，现代产业体系正沿着数字化、网络化并最终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此外，产业形态和制造业竞争范式发生深刻变化。生产组织和社会分工方式向网络化、扁平化、平台化、小微化转型，适应消费者个性化消费需求，大规模定制生产和个性化定制生产日益成为主流制造范式，企业组织边界日益模糊，基于平台的共享经济和个体创新创业获得巨大发展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制造业竞争范式由过去的大企业竞争和供应链竞争，转向基于跨产业的数据平台的价值链网络竞争。
综上所述，全球科技发展和国际产业变革新态势，不仅对中国加快科技创新形成外部压力，而且对深化科技体制机制创新，增强科技创新对提升产业链水平、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
科技创新进入战略攻坚期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正在从以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势进一步提升，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
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大国。2017年，全社会研发支出达到1.76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13%，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超过欧盟15国2.1%的平均水平；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居世界第二，国际科技论文被引量首次超过德国和英国，跃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中国与创新型国家的差距缩小，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创新排名升至第22位，比2013年提升了13位，成为前25名中唯一的非高收入经济体。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与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科技创新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深层次问题，主要表现为：从中国创新投入现状来看，研发投入结构明显存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比重低、试验发展比重高的特点，如2015年我国三大研发活动的比重分别为5.1%、10.8%、84.1%，同期美国的比重约为17.4%、19.3%、63.3%，我国原创性基础研究等前端环节投入明显不足。由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明显不足，支撑产业升级、引领前沿突破的源头技术和底层技术储备缺乏，不少领域依赖引进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关键共性技术供给难以满足产业创新与转型的需要。科研成果评价重数量、轻质量，重短期利益、轻长期效果，整体质量不高，尚不具备引领国际前沿的能力。随着我国进入跟跑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迫切需要加大基础研究等创新链前端环节的投入，构筑创新先发优势。
尽管近年来科技研发投入增长较快，但创新绩效依然较低，产出效率不高。从反映专利质量水平的三方专利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比较大。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2014年中国的三方专利数量仅占全球的4.6%，日本占31.2%、美国占27.2%、欧盟占24.7%，而同期的R&D支出仅相当于中国的46.2%、129.4%、97.9%。产学研脱节现象仍未扭转，大学、科研院所尚未与企业形成有效互补，创新人才仍难以在产学研之间自由流动，产学研有效合作有待加强。
中国财政资金支持的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率不到10%，而发达国家通常为40%～50%。尽管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科研成果转化的法律法规，但一些关键政策落实效果还不尽如人意，制约了成果转化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在兰德公司《面向2020年的全球技术革命》报告中，中国重大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能力得53分，在参与排名的16个国家中居第8位，与第一梯队的美国、德国(约为100分)和第二梯队的日本、韩国(约为80分)等国家仍有差距。目前，我国不少高校、科研院所虽然建立了技术转移机构，但大都属于行政管理机构，人员少且专业性严重不足，社会化、专业化的第三方技术转移机构发展迟缓。
对科研人员创造的价值体现不足，创新难以获得相应回报，抑制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重人才引进数量，轻人才环境建设，与国际接轨的科研氛围、可持续的科研设施保障，以及一些大城市难以回避的户籍、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仍有较大差距。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型企业家等高端人才不多。尽管我国科技人员总量居世界前列，但高端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不足，创新型企业家也比较有限。汤森路透集团发布的《2015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研精英》报告显示：中国共有148位科学家(含港澳台地区)入选168人次，占比仅5%，仅为美国的1/10。
政府对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的管理仍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该放的没放活，该管的没管住。现行管理手段比较单一，管理方式创新不足，不适应新技术新业态迅速发展的需要。市场准入方面，重审批、轻监管，监管能力未能及时提升，以控制企业规模和数量设置准入门槛，导致后来者无法参与竞争。在维护公平竞争方面，存在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执法不严、垄断规制不到位等问题。
增强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随着中国科技创新从以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对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对提升产业链水平、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首先，要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只有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
其次，要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强化创新过程中的市场需求导向和企业的主体作用，调整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创新的组织形式，推动市场、企业、政府在创新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发挥市场机制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
第三，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依托企业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
第四，建立与创新相容的人才激励机制。探索职务科技成果初始权益分配改革，整合现有多头人才引进计划，给用人单位更多话语权和自主权，积极发挥市场选人、市场评价的作用。
第五，深化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破除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强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导向，更加注重营造平等准入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改革政府科技投入方式，主要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产学研合作和产业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切实提高侵权成本、降低维权成本。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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