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 |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采访者 | 柴婧
以前在电视上看火箭发射，印象最深的总是升空的火箭带着一团光与火，沿着一道弧线消失在苍穹中，最近的蹲点采访中我才知道，一枚火箭从无到有，是从弹道轨迹设计开始的，可以说，是先有那道弧线，再来造火箭。
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兄弟之一长三乙火箭点火瞬间
一道弧线：总体中的总体
早上八点半，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余梦伦班组”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从将航天员送入太空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到将“嫦娥”探测器送入奔月轨道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我国大部分火箭飞天任务的弹道设计都是由“余梦伦班组”完成。
“余梦伦班组”成员
现任班组长马英说，弹道设计工作常被称为“总体中的总体”：“它是一个运载火箭总体方案从无到有的一个起点。就等于国家说我现在需要一型火箭，它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要把什么样载荷送到什么轨道里去。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火箭去完成这样的任务？这种分析它是从弹道方案分析开始的，弹道方案分析完成之后，基本上我们才能决定运载火箭的一些最重要的总体参数。”
“余梦伦班组”组长马英向央广记者介绍班组情况
每个人的办公桌上都没多少物件，隔壁的展览室里细细梳理了班组厚重的历史，这是我国第一个以院士名字命名的高科技创新型班组。
“余梦伦班组”组员的办公桌
1960年，北大数学系毕业的余梦伦跨进了中国航天的大门，刚刚工作的他就接到了搞火箭弹道设计的任务。但余梦伦回忆说，那个时候除了钱学森，谁也不懂弹道设计，也没有理论和资料可借鉴，都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靠着手摇计算器、拉计算尺和算盘，余梦伦每算一整套火箭的轨道数据，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上个世纪的手摇计算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供图）
余梦伦：“它这个速度很慢。计算一次，起码要花30秒。那时候算呢，也不能很仔细的算，只能算一个很粗略的。”
科技人员在用手摇计算机进行计算（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供图）
资源匮乏、条件恶劣，余梦伦那一代航天人却为中国运载火箭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一干就是60个年头，余梦伦设计的火箭轨迹有成百上千条，但他自己的人生轨迹却非常简单。马英说，余梦伦当过最大的“官儿”就是班组组长。82岁的他现在还是天天来上班，还会手把手指导年轻设计师。
年轻时的余梦伦（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供图）
马英：“他经常做具体工作，自己还编程序，很多都是开拓性的。我们很多人就是踩着他们的肩膀走过来的，他不是简单的给你一大堆资料，他是手把手来教，他一定要保证接任工作的设计师，真正的具备了岗位的专业的能力和素质，真正掌握了这些东西了，他才会把这些东西完全的来交给你。”
余梦伦（中）与设计师们讨论工作
“江湖地位是自己挣出来的”
现在的班组里，二十来个年轻人平均年龄不足35岁，在勾勒火箭轨道的同时，也在认真绘制自己职业生涯的轨迹。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主任设计师胡炜告诉我，年轻人进了火箭院，先得知道两条不成文的规定。
胡炜：“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还是团队之间要团结，就是不许窝里斗。第二个就是你自己还得有本事。江湖地位都是自己挣出来的。出现了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你怎么解决？要靠平时自己一点一滴的积累和努力。”
“余梦伦班组”所获的荣誉
团结在“余梦伦班组”的直接体现就是“交底”，工作室里没有秘而不宣的闭门修炼，也没有相互隐瞒的设计方法。刚入职一年的新人张志国说，自己有指定的师父，但其实办公室每个前辈都可以去请教。
张志国：“我们室里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交底，我们有什么问题，大家都会很乐意给你解答，没有说我的专业的东西，我就保护起来。所以大家交流起来非常通畅。”
设计师们在交流
（后面吃泡面那位也许代表了他们的常态）
交流通畅的基础是平等和相互尊重，我刚进班组办公室不到一小时，就围观了设计师王建明和师父耿光有的“互怼”：
“氢和氧都加满的箱子不合适”
“不合适，我也假定他是合适的”
“那不行，应该是明显不可能”
“我就认为这是合适的耿老师”
“我建议你不要这么干。”
后来我发现，像这样反复推敲、经验共享式的讨论随时随地都在进行。
在“余梦伦班组”里，团结的基本操作是一致的，赢得“江湖地位”却各有各的方式。
敢和师父“吵架”的王建明全程参与了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制定，也同时在钻研探月工程多弹道、多窗口的大火箭飞行方案。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供图）
王建明：“以前就是打固定，说白了就是给你指定地点指定时间。现在我们相当于是打移动，所以我们边跑看着月球在哪，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弹道，我们事先设计了五条，装到火箭控制系统上去，所以不管月球怎么跑，我们都能准确的打到月球上去。”
技术专家王俊峰（左二）正在介绍新落区的勘察情况
对既有火箭型号开“脑洞”，是设计师打造江湖地位的又一个法宝。班组副组长程兴正在着手计算“自修复”智慧火箭的新运算模型，让火箭能在飞行中自己修复故障，即使无法修复，也要把损失降到最低。
程兴：“我们未来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让火箭更加智慧一点，智能一点，让它在飞行的过程中一知道自己有问题，二知道自己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
运算模型需要长时间大量进行在我这个文科生看来很枯燥的计算，程兴乐在其中。
马英（左）、王建明（中）、程兴（右）正在推导公式
程兴：“你可能当年学的时候你觉得很枯燥很烦你就是为了去考试，但你当你真正用的时候，你发现你算出来的所有结果对这个任务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怎么说？因为你的计算结果直接影响到卫星能不能发射，什么时候发射？火箭我的残骸落在哪里？我的天气怎么样？所以我们算的是每个数据其实都是有物理意义，或者有生命意义或有工程意义，所以我反倒不觉得枯燥，反倒觉得很重要。”
程兴正在和同事张普卓确定火箭坐标系与控制方案
就连新入职一年的90后张志国，也有了自己初步的“江湖地位”，他主攻研究的是火箭回收制导控制方案，要让火箭竖直升空，再竖直降落到指定落点，实现火箭的重复利用。
重复使用火箭发射概念图（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供图）
张志国：“在一个十米见方或者是几米见方的一个地方，我精确着陆，要求我的位置、速度和姿态这几个条件同时满足，对控制其实是一个新的一个挑战。”
90后张志国是班组里的新生代力量
以往，属于开拓性的工作都是交给经验丰富的技术专家来干，而今，像张志国这样的年轻人也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余梦伦班组”组长马英说，这是因为从刚入职的新员工到成为技术带头人，一套“三部育人法”贯穿始终。
马英：“第一步叫添加燃料助推起飞，第二步叫导引航向，带领绕飞，第三步承担重任，鼓励领飞。对于创新性的工作，我们并不给他设太多的条条框框，你就放心去干，要给他试错的机会。”
“余梦伦班组”的“三步育人法”
张志国喜欢每天早上提前一小时来办公室写程序，单位附近的地铁站口矗立着长征五号和长征八号运载火箭的1:10模型，张志国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它们。他曾经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很简单，就是能看到自己设计的火箭升空入轨，现在，他有了更具体的目标。
北京地铁八号线火箭万源站出入口
张志国：“我现在可能阶段性的就是我手头回收相关的工作，我要把它做细做透，然后直到我们国家第一型真正可回收的火箭，回收到着陆场上，那一刻可能对我来说应该心里是很好的一个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