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星图》,又称《敦煌星图甲本》,编号S.3326。《敦煌星图》是中国天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星图之一,绘制于唐中宗时期,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敦煌。
一个是史上的敦煌。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楼盘)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季羡林)
一个是地理上的敦煌。
它是丝绸之路的“咽喉锁钥”,从长安到罗马的古代贸易高速公路在此中转,中西方文化在此交汇。
一个是画上的敦煌。
敦煌莫高窟,是石窟建筑、彩塑和壁画三者合一的佛教文化遗存,现存735个洞窟、2400余身彩塑、45000多平方米壁画。一幅幅尊像画、佛传故事画、本生故事画、因缘故事画、神话故事画、佛教史迹画、佛教经变画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一个是活着的敦煌。
它传唱于曲子戏中,它流传于飞天舞中,它藏身于胡饼、蒸饼、煎饼等26种饼中,它化身为三维重建后的数字敦煌,它链接于全球共享的“数字敦煌资源库”,它跨界于游戏、动漫、音乐、文创之中。
“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段话。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因为,敦煌打通了人类文明的任督二脉,它是属于全人类的敦煌。
作为“一带一路”上的重镇,作为中华文化和中西交流的备份,敦煌一直在这――这是命运,是奇迹,也是虔诚信仰的力量。
敦煌,是一个地名、一段历史、一门学问、一种艺术、一份念想。它神秘又慷慨,荒凉又瑰丽。
从长安到罗马的古代贸易高速公路在此中转,蕴藏中华文化精髓的735个洞窟、5万多件典籍在此珍藏。2130年来,我们无数次差点与它失之交臂;幸运的是,今天我们仍可在此称颂它无可比拟的美。
《雨中耕作图》,莫高窟第23窟,北壁西侧,初唐壁画。
如果敦煌不是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交汇的要冲,不是千里荒漠中唯一适合人类居住的绿洲,不是中原商队出阳关和玉门关的分岔路口,不是佛教传入中国并落地生根的第一站,便不会成为旅人的歇脚之地和货物的中转站,也不会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关键点。
如果公元前140年张骞没有自告奋勇出使西域,如果他死在匈奴人帐下或在被匈奴人扣留的14年中的某一年放弃了完成使命的努力,敦煌就无法直接与中亚、西亚相连,德国历史学家李希霍芬就不会想到“丝绸之路”的名字,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就没法在中原栽培;胡琴和汗血马不会传入,蚕丝和冶铁术也不会输出。
如果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没有设置河西四郡,没有从内地迁移居民到敦煌郡屯垦戍边,就不会有敦煌崛起为六县之首、到汉平帝元始二年(2)人口超过3.8万人的结果,也不会有汉朝边境的巩固,丝绸之路的繁荣。
2004年10月23日,正在修复中的莫高窟第85窟壁画。/视觉中国
如果366年的那个傍晚乐 和尚化到了斋饭,如果他不是走到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再也走不动,如果他来晚了或来早了,如果他不巧背对着三危山的方向以致错过夕阳金色的余晖,他就不会产生伟大的幻觉,看见三世佛、菩萨和飞天在金光中一齐显形,也就不会开凿出莫高窟的第一个洞窟。
如果534年北魏孝武帝元 没有脱离权臣高欢从洛阳(楼盘)逃到长安,如果第二年他没有被宇文泰毒死,就不会有西魏,也不会有西魏宗室东阳王元荣统治敦煌近20年,从而开凿出后来编号为246、247、249、285、286、288、431、432、435、437共10个洞窟,贡献了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造像风格,拉开千年石窟艺术的大幕。
如果敦煌不是一个全年日照(楼盘)超过3246小时、蒸发量2486毫米、平均降水量却只有39.9毫米的干燥之地,如果这里不是夏天可以热到40℃以上、冬天可以冷到零下20℃以下的西北城市,如果它不是被沙漠戈壁环绕,也不可能留住10世纪之前的壁画,让今天的访客重历当年的盛况。
2019年9月9日,敦煌,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里,复制的莫高窟419窟。/ 灿雄
如果848年张议潮没有揭竿起义赶走吐蕃、收复瓜州,如果他的十支信使队伍都没成功将求援文书送到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大唐天德军驻地,如果悟真和尚走了两年也没能从河西陇右走到长安报捷,如果没有归义军守护敦煌边陲近200年,敦煌就无法与大唐通气,河西走廊就不会打开,丝绸之路就不会畅通。
如果不是1697年康熙平定了准噶尔部叛乱,如果不是1725年雍正设沙州卫从甘肃五十六州县向敦煌大规模移民垦荒,就不会有1760年乾隆改沙州卫为敦煌县,敦煌可能就无法摆脱明嘉靖年间封闭嘉峪关后造成的没落命运,也不会有今天杂糅了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特色的敦煌文化,更不会有敦煌曲子戏的诞生。
2019年9月9日,敦煌,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里,复制的莫高窟217窟,供养人像。/ 灿雄
如果王圆 不是退伍之后无家可归当上了道士,如果1898年他没有从陕西来到莫高窟,并愿意在此清理洞窟积沙,如果1900年初夏他雇请的敦煌贫士杨果没在第16窟内设案接待香客,且在洞窟北壁上磕烟袋锅子,就不会有藏经洞的发现,以及日后引发的种种争议与争夺。
如果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没有从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齐那里听说敦煌,如果1907年初春他没有抢在伯希和之前到达敦煌,和正为建道观四处筹钱的王道士说上话,如果他强行收买而不是自称“玄奘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他不会得到“狡猾机警”的王道士的信任,也无法获得包括8082卷经卷、20卷木板印刷本和图画、绣品等在内的29箱共9000多件文物,大英博物馆就不会有一个堆满敦煌经典的“斯坦因密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