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业监管新生态系列报道之一
北美精算师协会国际委员会主席、保德信金融集团副总裁吴庚辉坦言，“中国保险业监管的速度、态度和专业性，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能力和水平正处于日益理想的状态，一方面市场化改革颇具成效，如"偿二代"落地；另一方面，对潜在风险的防范愈发未雨绸缪，如下发人身险的产品新规等系列举措。”
有的放矢。
日前，保监会披露了第2季度“偿二代”风险综合评级工作，这是“偿二代”体系下的风险综合评级制度的首次运行。统计结果显示，按照“偿二代”监管标准，160家保险公司中，风险低的A类公司和B类公司分别为54家和103家，合计占比达98%；风险较高的C类公司和D类公司分别为1家和2家，合计占比仅为2%。
事实上，以“风险导向”为设计原则的“偿二代”正式实施以来，其通过市场化手段持续强化偿付能力，使得保险业整体偿付能力保持充足稳定。
而这仅是保险业监管市场化进程的一个整体的缩影，新的生态体系正在重构。其中，在人身保险改革上，在完成人身险费率改革“三步走”后，又根据经济及保险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将万能险责任准备金评估利率下调0.5个百分点至3%，以防范利差损风险；在财产保险方面，商业车险费率改革试点工作在黑龙江等18个地区实施后，继而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得车险产品更为合理、小额赔付案件减少、风险定价能力提升等作用。
在保险资金运用上，放宽保险资金可投基础设施项目行业范围，增加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即PPP模式）等可行投资模式；明确保险资金可参与沪港通试点业务；上海保险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保交所”）的成立等，有利于保险公司缓解资产配置压力、优化资产配置结构、防范和化解投资风险，更好地服务保险主业。
此外，取消一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发布《广西辖区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市场退出管理指引》、推进保险纠纷诉调对接机制建设工作等，均为保险业监管市场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不一而足。
保监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1―9月，保险业保费收入2.52万亿元，同比增长32.18%，增幅较去年同期上升12.69个百分点；资产总量14.6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8.38%。长期低利率和资本市场跌宕已兵临城下至保险业资金运用收益率3.95%，同比下降1.97个百分点。时至年关，回首2016年保险业的各项改革发展，虽然阶段性风险亦不容忽视，逆势增长的势头未改。
“偿二代”显效
从2013年立项，到2014年全部标准建立，并且进行多轮压力测试，再到2015年进入试运行过渡期。短短三年，中国保险业实施的“偿二代”走在了世界最前端。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穆迪，更以“媲美全球最佳监管制度”来形容“偿二代”。
目前，从“偿二代”实际施行的情况看，基本达到了制度设计初衷。首先，科学全面地反映了保险公司的风险；与“偿一代”相比，“偿二代”能够更加全面反映保险公司的产品、投资、再保险等风险，风险识别能力显著增强。
以“偿二代”对投资的影响为例，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郭晋鲁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称，“"偿二代"的落地对保险资产配置的理念、方法等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不同于"偿一代"规模导向的资本计提方法，"偿二代"采用风险导向的资本管理方式，真实反映公司风险暴露状况，尤其是资产负债不匹配风险。保险机构要将资产配置的考虑因素从收益、风险扩展为收益、风险和资本占用三要素。”
这一点，从保监会披露的数据即可窥探。在“偿二代”试运行初期，保险业偿付能力不达标的公司有13家，高于“偿一代”下的2家。“偿二代”下不达标公司普遍存在业务结构不合理、高风险资产占比较高等问题。
其次，促进了行业转型升级。“偿二代”以风险为导向，督促保险公司在业务发展的同时，统筹考虑风险和资本。
对此，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徐敬惠进一步解释道，“在低利率环境下，保险业尤为需要践行"偿二代 "要求。以全面风险管理为核心，完善以产品为原点的资产负债管理闭环工作机制，持续提升资产负债管理效能，实现精准的风险定价，有效提升风险识别能力和管理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以来，保险业在高速增长的同时，整体偿付能力保持了充足稳定，不达标公司持续减少，已由“偿二代”运行初期的13家减少到2季度末的3家。
再次，支持了保险业市场化改革。“偿二代”为保险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有效的监管工具。近两年，保监会推进保险产品条款费率、资金运用的市场化改革，在“放开前端”同时，“偿二代”在“管住后端”方面发挥了作用，及时反映监测了有关风险变动。
此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偿二代”提升了我国保险业国际影响力，初步形成了与欧盟偿付能力体系、美国风险资本制度（RBC）模式“三足鼎立”格局，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偿付能力监管模式的典范。
举例来看，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在全球保险资本标准（ICS）中，利用偿二代数据，为中国单独增加了分组和相应的风险因子。
费率改革进行时
人身保险方面，虽已经完成费率改革的“三步走”战略，但实际上仍是“因时而动、因势而变”。
对于备受关注的万能险，监管下调万能险责任准备金评估利率，将评估利率上限下调0.5个百分点至3%，最低保证利率不得高于评估利率上限；并将结算利率与实际投资收益率实现全面挂钩。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精算师陈秀娟对此表示，“这是考虑当前保险公司的负债成本和投资收益情况，增强保险公司未来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避免一味缩短期限、拉高收益，防止恶性竞争，出现利差损风险。”
另一厢，商业车险费率改革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自2015年6月起，商业车险费率改革试点工作已经在黑龙江等18个地区实施，2016年7月，保监会下发《关于商业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全国推广有关问题的通知》，则意味着商业车险改革试点正式推广到全国范围。
作为商业车险费率改革亲历者，蚂蚁金服保险事业群副总裁李冠如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商业车险费率改革的费率框架设计，应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费率框架体系中扩纳了类似NCD系数（无赔款优待系数）的指标。NCD系数与出险次数、保费挂钩，小额赔付案件因此而减少。更重要的是，通过经济杠杆促进了驾车人员安全意识的提升，降低了社会整体的风险成本。”
“第二，车险定价因子的引进，使得费率的公平性朝前迈了一步。此前，商业车险价格主要由车辆价格决定。在综合考虑不同车型的赔付率、出险频率和零整比等风险要素，并且兼顾客户的接受程度后，初步引入了车型因子系数，搭建了按照车型定价的框架体系，有望逐步解决车型的赔付差异问题，对厂商在车辆设计上起到了一定导向作用。”
“此外，在商业车险费率费改革后，保险公司在自主核保系数和自主渠道系数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定价权，监管设定的系数浮动区间为0.85-1.15。自主核保系数的设立初衷，是为了使保险公司把差异化定价的核保能力体现出来。”
而对于商业车险费率改革后，综合费用率上升的问题，多位受访的保险业内人士均坦言，综合费用率上升与商业车险费率改革并没有必然关系。“综合费用率的竞争在改革前后一直存在，不能简单地认为商业车险费率改革使得综合费用率竞争更加恶劣。”
而事实上，监管对这一问题已有动作。此前，保监会通报暂停了中华联合保险湖南分公司、大地保险宁夏分公司、安华保险内蒙古分公司、渤海保险湖南分公司、华安保险内蒙古分公司、安诚保险河南分公司的商业车险产品。
彼时，一位不愿具名的监管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这是由于部分主体业务增速过快，成本率控制超预测值，也超过了监管规定的阈值。这并非监管处罚，而是在本次商业车险费改改革过程中的临时干预措施，是向市场明确释放信号，要求各主体加强经营过程的控制。”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和亦坦言，通过这次改革，保险公司需要重新思考并厘清现代保险业的立业之本、价值之源。
资金运用“授之以渔”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资金运用方面，保监会正通过市场化手段寻找“活水”。
目前，在利率下行和资本市场波动影响下，优质资产荒、项目荒的问题已经无法回避。以上市保险公司为例，2016年1―9月，中国人寿、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三者的净利润分别同比下降60%、41.3%、44.6%，这使得保险资金合理配置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为此，保监会正在逐步放开投资机会，扩大保险资金的投资工具和领域，使其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满足实际经营需求，参与大资管时代竞争。
比如，2016年7月，保监会放宽保险资金可投基础设施项目行业范围，增加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即PPP模式）等可行投资模式。
对此，在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国力看来，保险资金以PPP模式参与基础设施投融资是落实供给侧改革的有效方式 ，可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优化社会管理方式，提升公共事业运营效率，推动消费升级。
据了解，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已发十余只产业基金项目，以传统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为主，兼顾新能源、新材料以及互联网医疗和大健康等新兴行业；而成立不久的上海保交所保险资产登记交易平台首批产品也已上线，首发了长江养老-太平洋寿险保单贷款资产支持计划、太平-上海建工(600170,股吧)都江堰市滨江新区基础设施（PPP）项目债权投资计划2只保险资产管理产品，计划明年初正式投入运行。
事实上，近年来保监会在资金运用市场改革中已是行将必至：包括陆续放开投资创业板、优先股、创业投资基金、支持历史存量保单投资蓝筹股，增加境外投资范围，将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等产品发行由备案制改为注册制，创新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等。
着眼未来，保险资金的市场化运用还将更好地回归保险资金运用的本质、重配置而非交易，积极与国家经济发展大局对接起来。
正如保监会资金运用部副主任贾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所言，“在新常态下，保险资金运用应该符合保险资金自身特性、符合国家大政方针。如要加大保险资金、社保资金参与股权投资的力度；鼓励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参与开展市场化"债转股"等。沿着这些路径前行，能够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破解低利率、资产荒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