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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能亮丨呵护新业态,政府管理须有新思维

时间:2017-06-22

文丨特约评论员 任君

“几年前微信刚出现的时候,相关方面不赞成的声音也很大,但我们还是顶住了这种声音,决定先‘看一看’再规范。如果仍沿用老办法去管制,就可能没有今天的微信了!”在6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举此例,要求政府部门对待各类新业态、新模式要有“包容审慎”态度。

不要仍用“老办法”去管制“新业态”,李克强总理力挺各类新业态、新模式,既表现出对市场创新的强大信心,也体现了政府在行政监管上的谦抑态度,这一思路,与本届政府强力推进的放管服改革一脉相承,本质上仍在于以“小政府”服务“大市场”,从而激发市场的活力,促进分享经济的发展,为社会公众增进更多的福祉。

过去几年,是分享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坊间流传的“共享单车、高铁、支付宝、网购”等新四大发明,多属于分享经济。不仅如此,其他基于‘互联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新业态、新模式也层出不穷。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显示,去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达39450亿元,增长率为76.4%。

当前,继共享单车迅速占领城市街头之后,共享充电宝、共享篮球、共享雨伞、共享厨房、共享汽车等相继登场,并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和节奏进入公众生活。而公众也从一开始的不适应、不理解迅速转变态度,并投身其中。可以说,分享经济已经完成了初期的理念灌输,正在迅速对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直接接入每一个公民的“终端”。

这种“终端思维”,实际上就是一种“用户思维”。即,任何新业态、新模式,其出发点与归宿均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一波波清晰的人群,这些人和人群,经由大数据的扭结而被区隔为不同层级的消费者。也因此,与传统经济的大开大合相比,分享经济往往更精准、更接地气,相应的,也就更具有郁郁勃勃的生命力。

当然,这也决定了分享经济在未成气候时,总会面临对接的困难、调适的烦恼乃至搅局的不快。以共享单车为例,一段时间以来,在带给市民绝大方便的同时,也让很多城市管理者多有烦恼,乱停乱放,随意损毁,人为设限等等。个别城市甚至公然以秩序为名,拒绝共享单车进入。

凡此种种,可能有共享单车自身固有的问题,比如经营者管理不到位、技术存在漏洞等等,但更多的还在于我们的城市其实还没有做好迎接新生事物的准备,或者即便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但现实的发展既然是颠覆性的,则以往得心应手的治理手段已经跟不上此类创新的步伐了。不客气地说,这也是一种“本领恐慌”。

这种“本领恐慌”最糟糕的表现,就体现在此前各地对网约车的集体性排斥上。这其中,不排除网约车有明确的利益冲突群体,而这一群体的反弹已经成了城市管理者不堪承受的重负,甚至直接绑架了政府决策,但同时,也关乎治理智慧与治理手段。此前,因为管理不力,导致了出租车的监管失灵;现在,又出于同样的原因,而直接牺牲了网约车。

其实,对于新业态、新模式的滋生、成长、壮大,大可不必惊慌,更不应该在初始阶段初就采用凌厉的管制手段。为什么不能多一些柔性管理,多一些包容审慎,让分享经济潜滋暗长,“以观后效”呢?政府行政理应多一些耐心,多一些宽松,很多事情不妨交给市场去做,监管的介入慢半拍,“枪口”抬高几厘米,天塌不下来。

这样的包容与审慎,并非完全无所作为,而根本上在于政府应该有掌控全局的自信。一方面,在事态尚不清晰、指向尚不明确的时候,适当的“等一等”、“看一看”实际上是科学决策的前提,新的经济形态需要新的治理思路,以往的做法是不是适合,也需要一个研判的过程。

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对行政干预保持足够的戒心和警惕。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开放的市场,践行的都是政府、企业、消费者等多方社会共治机制,政府当然责在监管,但更主要是提供完善的服务,活跃其间的仍应该是市场主体。

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一度包揽一切的地方,市场的主要矛盾,或者说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是政府过于强势。行政权力适度的克制、谦抑,甚至都是一种美德。现实中也可以发现,越是管制宽松的地方、领域,则越是发展迅速,经济的成色也更好。总理提及的微信是这样,支付宝和网购,同样也是如此。反之则不然。

当下,中国经济仍面临转型升级的重大关口,下行的警报仍未减除,而在环保诉求普遍高涨的语境下,以往粗放的发展模式已经很难持续,多重因素叠加之下,如何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并让民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并不轻松。

这也意味着,中国分享经济的发展,并非只是一种新业态、新模式的开发,而已经宿命般的被赋予了寻找新路的时代使命。也即,要依托互联网平台对分散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化解过剩产能,培育壮大新动能,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为民众生产生活提供更经济、更多样、更便捷的服务。

不仅如此,发展壮大分享经济,还有着倒逼政府简政放权、创新监管的重要意义,甚至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块试金石。兹事体大,不可不察。

而无论有多大困难,也当主动作为。即如总理所言,“要相信,中国人有聪明才智创造出这么多分享经济的新模式,我们也有能力探索出包容审慎监管和社会共治模式,释放中国经济巨大的潜力。”

新经济的开启及发展,有赖于政府与市场、监管与社会之间能否构建良性的互动关系。两者之间越有弹性,则市场就越是会枝繁叶茂;越能包容,则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就越是能浩浩荡荡。

质而言之,新业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形塑政府的“思维模式”,倒逼政府管理“更新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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