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特约评论员 储殷
近日来，印度的骚乱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虽然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时有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但一位教派领袖的强奸案判决，居然能够引发只有依靠军方才能勉强平息的大骚乱，实在说明印度社会距离一些人的乐观描绘实在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
从某种意义来说，印度的困境在第三世界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一方面，由于本土的社会发展被外来文明入侵所打断，其共同体形成的过程被外力所扭曲，从而使得其国家认同薄弱，治理体系散漫。
另一方面，由于其制度体系基本沿袭殖民时代，从而使其失去了孕育适合于自己的制度的机会，从而造成规则之治与社会现实的严重脱节，不仅造成了大众生活的潜规则与官方推行的规则之治的对立，而且也不断引发着底层大众与上层精英的冲突。就此次骚乱而言，如果抛开案件审判的技术性问题不论，其本质其实就是国家上层精英运用官方规则对民间社会的体制外权力精英（地方教主）进行处置所引发的冲突。
与东亚国家不同，印度既没有长期国家实践所带来的国法大于家法的共同体意识，也没有官绅一体的权力体系带来的社会整合。它在为英国人殖民以前其实是由来自撒马尔罕的征服者所建立的莫卧儿王朝与一系列的土邦所组成，它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从未成为一个政治实体。
尽管英国人通过殖民塑造了一个英语的印度，但由于英国殖民统治与高度推崇中央集权的法国殖民统治不同，它更倾向于利用地方自治以降低统治成本，所以英国只是塑造了一个表面上一体的印度。在少数白人殖民官员的统治之下的英属印度实际上仍然是一个高度地方性的甚至高度碎片化的大拼盘。
印度教民族主义虽然可以强化印度教信众的国家意识，但是却也同样会激发印度国内其他教派的分离意识，不管是锡克教、伊斯兰教还是一些印度教中的小教派，在近几年中都不断与印度中央政府发生摩擦。
更严重的是，印度不仅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且也不是一个文化实体。与历史上曾经同样被异族统治但是仍然依靠自己的文明顽强存续甚至同化入侵者的一些文明古国不同，印度从来没有发展出一套体系完整的文明，所谓的印度教文化既没有孕育出一个政权或是教权的中心，也没有一套标准化的教育传承体系。
英国人在殖民的过程中本来曾经想以婆罗门来充任印度的地方法官，但他们惊讶地发现，每个婆罗门的经法都不一样。为了保证自己的特权，婆罗门的经法都是家族内口口相传，而根本不是一套类似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的规范体系，甚至大多数的婆罗门都是文盲。
和许多前殖民地国家一样，印度是在缺乏共同体的政治与文化准备的情况下，匆忙成为一个国家的。尽管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过程可歌可泣，但二战造成的殖民体系的瓦解才是印度成为一个国家决定性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印度根本没有做好成为一个国家的准备，印度才会在独立的同时分解成为两个国家，并造成了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混乱与流血。实事求是的讲，印度作为一个国家，是在独立日才被拼凑出来的。
尽管独立后的印度屡届政府都试图加强印度国家的建构，但由于其中央政府过于软弱，这种国家建构的努力仍然主要局限于社会的中上层。底层大众的国家认同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仍然不敌家族、部落与地方主义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的政治精英们试图通过两个方法来强化国家认同：其一，是通过民主选举，尤其是不断扩大的民主来启发普通民众的国家觉悟。其二，则是通过印度教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塑造出一种印度教民族主义，并以这种国家宗教来凝聚民心。
然而任何治疗方案都会有副作用，在很多时候这种副作用甚至比疾病本身还要可怕。一方面，民主的扩大的确可以增进普通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但地方主义、宗教组织甚至一些蒙昧的、落后的势力也借着其在底层大众中的影响力而卷入了现代国家政治，从而严重侵蚀了印度的政治。在近几年，随着民主的深化，印度的种姓制度已经逐渐成为了印度政治中的定时炸弹。
另一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虽然可以强化印度教信众的国家意识，但是却也同样会激发印度国内其他教派的分离意识，不管是锡克教、伊斯兰教还是一些印度教中的小教派，在近几年中都不断与印度中央政府发生摩擦。更严重的是，以宗教来强化国家，很容易让国家脱离理性政治的话域，而陷入宗教狂热的陷阱。以印度教民族主义为旗帜的印度人民党，很有可能会把印度带入极其危险的冒险之中，而这些冒险很有可能会终结印度现代化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