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中华文化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建院20周年之际，举办“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端学术论坛，以下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宗良在该论坛上的主旨发言：
我发言的题目是在同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中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政治文化。
现在谈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很自然要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出发。
一、习近平去年说，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也可以说，我们更有条件实现这个目标。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我们已经积累和总结了一套成功的经验。其中，最基本的有：正确处理三组三者关系的经验，即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根基，吸取国外一切积极文化成果，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以上三组三者关系，即改革、稳定、发展，党权、民权、法律，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文化、国外文化，再概括起来就是九个字：发、改、稳，党、民、法，马、中、西，涵盖着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几个最重要的领域，只要我们坚持把握好、运用好这些经验，我们的事业就可以避免重大失误和挫折，避免习近平担心的颠覆性的错误，我们的伟大目标就可以实现。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的地位，也体现在前两组三者关系中。三种文化定位不能错位、越位，不能不到位。在发改稳三者中，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改革是发展动力，表明了中华民族求变、不停顿、不固步自封、向前走的传统文化。司马迁誉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其要义就是“易”、“变易”。西方人曾经译为“变化之书”，不无道理。我们曾在文革结束时的困境中进行翻天覆地的大改革，体制一改通了，通了就“发”了。物质财富像泉水般涌现。有人等着看中国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对不起，我们又把“创新”放在发展的核心地位。现在讲“稳中求进”，反映的就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宗良
在党民法三者关系中，人民居于中心地位。从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到今天中共一再申明坚持人民立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都直白地、贴切地表达了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从广义的“两个凡是”到现在的“两个顺应”（决策要顺应世界进步潮流，顺应民愿民意），这是执政理念的历史性转变。离开这一点，去讲党的性质、党的正确性和先进性，去讲维护党的领导地位，都是隔靴搔痒。
三、这种变化来自对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不把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置于根基的地位，不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其基本精神是人的解放；它也弘扬了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折不挠地探索本民族的发展道路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坚强的组织领导和铁的纪律；列宁对待西方文化头脑也是清醒的，他认为不吸取资本主义文化就建不成社会主义，必须了解并融会贯通地掌握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财富，共产主义者才不会是“吹牛家”……在实践中，布尔什维克也用过彼得大帝的“用野蛮的办法对付野蛮”……
2.斯大林对俄国工业化和卫国战争的胜利功不可没，但对俄罗斯传统文化的负面的东西不仅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是自觉地传承下来，比如对政治生活中的个人崇拜和大国沙文主义就是这样，而这两个方面，正是导致后来苏共丧权、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苏共长期以来把西方文化等同于资本主义文化，而资本主义文化又被看成腐朽的文化。“一国建成”和“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使苏联长期不能自觉吸取国外文明的积极成果。
3.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针和任务。毛泽东之于中华传统文化，正如冯其庸所说，“他的‘国学’水平一般人也望尘莫及。他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牢固，基本功深厚。他的文化修养极高，他的‘国学’根基也是铸成他成为伟人的一个重要条件。”曾为毛泽东侍读古籍的芦荻用许多具体生动的例子，说毛泽东“思想根基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对中国历史如此贯通、娴熟，他是第一位”。（《光明日报》，2007年4月19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时，明确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这里讲了三个“一切”，十分肯定。但是，后来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文革”十年，“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砸四旧”，批判“中庸之道”、“评法批儒”，使得中国传统的伦理观、政治文化，尤其是作为儒家核心理念——“仁”和中华文化的瑰宝——“和合”被不加分析地当作封建主义的糟粕扫荡和抛弃。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真正站起来了，腰杆子硬了，与解放前比，是两个天地，但“斗”成为“哲学”，成为“纲”，社会被撕裂，内伤严重，教训极其深刻。
4.改革开放要解决两大任务：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发展民主，改善民生。中国的发展惊天动地，举世公认。邓小平功不可没，其影响是历史性的，世界性的。中国富起来，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创造了重要物质前提。但西方文化的负面影响，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不可低估。我们取得伟大的成就，代价也是巨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受到损伤。如果说改革前受重伤的是“仁”与“和”，这个阶段、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受重挫的是传统文化中的“信”和“义”。在一些人那里，金钱第一，唯利是图，尔虞我诈，背信弃义。在政治平台，在官场，被抛弃的是社会主义的“大义”和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
我们清醒地看到，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时候，在历史、在社会、在各阶层民众中占崇高地位的“文圣”（孔子）和“武圣”（关公），这两尊“偶像”却是伤痕累累。修复它，并以新时代、以社会主义实践的眼光彰显它，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项中心任务。
四、中华传统优秀政治文化的优势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已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除上述求变、民本理念外，还有“和合”、“中庸”、“平衡”、“适度”正在发挥其在社会主义文化软件中的“根基”作用。
1.“和”——这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第一块闪闪发光的瑰宝。和为贵是价值判断，“和而不同”是实现“和合”的途径、方式。多元共存是今日中国、世界最基本的客观实际，“包容”，即厚德载物因而成了人们处世行事的必须遵守的准则。中国领导人早已把这块瑰宝展示在西欧北美政要面前。说“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是人类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我们提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在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上是独树一帜的，深得人心的。在国内党内，这个规律同样发挥着作用。“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辩证法竟是如此的契合。世界如此之大，只能是“海纳百川”。“已所不予，勿施于人”；己所“最爱”，也不能强加于人。唯我独尊，必然是难以为继。苏联体制的破产，美国霸权地位的难继，是意味深长的历史教训。
2.“中”——中庸之道。中——不左不右、恰到好处。“庸”即平常。社会主义实践史上，带有根本性质的教训就是没有准确理解和处理好社会主义这种不同寻常、史无前例的制度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常规、常态、常情、常理、常识这“五常”的关系，结果出现了不少不该有的“反常”现象，造成重大失误。曾提出“和谐社会”、“平衡轮”的布哈林，同时提出过“市场常态化”，被当成机会主义。应该提出的是，今天中国的道路、方案，貌似中间道路，但这不是把传统文化当成现成公式推导出来的，而是在苏联模式破产、西方新自由主义碰到危机的情况下，中共从长期的实践中，顺应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趋势，世界进步潮流、人民选择，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的新方案，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发展新的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成果。这就是中国智慧、方案在世界上受到越来越多国家政界、商界和学界推崇的真正原因。
3.“衡”——平衡。这是事物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理想状态；但是一种相对状态。客观的绝对的状态是不平衡。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循环往复，永无止境；这便是事物发展的过程。其实，人们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在追求某种平衡。平衡其实是统一体结构中各方面比例的合理和协调的结果。从孔子教人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今天我们要建立的国际新秩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挽救生态危机的建设，乃至于看病养生，追求的是平衡这一理想状态。人们追求的是合乎自己利益的平衡，强势者要的平衡是维护旧秩序、维护既得利益，弱者一方要的则是打破不合理的旧的平衡。在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反对平衡主义；《论十大关系》中讲的则是建立政治经济的平衡、协调。美国的包括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在内，实质上是在极力维持势必失去的霸权地位。走向国际舞台中心的中国，则把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同维护自身主权利益结合起来，在“协调万邦”中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4.“度”——适度。这里从上述几个理念引申出来理政处世行事待人的最为重要的准则和艺术。古人曰：物无美恶，过则为灾。司马迁总结历史经验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魏征谏唐太宗：“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要适可而止，别太扰民，想打猎，一年三次就可以了。怪不得唐太宗想杀他。权力在我手里，你管得着吗？列宁有话：真理多走一步，就成了谬误。为什么？哲学上讲，度就是规定事物的质的量的界限。在临界点上，多了少了一度，事物的性质就变了。文革中，50年前，我在北大亲耳听到江青批评“北大不过”，这是唯恐天下不乱的煽动，嫌北大还闹得不够。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科尔认为，“斯大林主义”的特点就是过度、过火。我们以往的错误特别是“左”的错误，就是过急、过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重要经验中就十分注意力求把握好这个度，这是我们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体现了中共高超的领导艺术。“无度不丈夫。”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培育出一代一代的无数优秀的政治家，但其糟粕也滋生出一茬又一茬的奸小佞臣。在文革年代，我们已经领教过这些人物对中国的祸害。他们有一个重要特点，靠说过头话向上爬。宋代苏洵写了《辨奸论》，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真是一针见血。（本文合作者北京大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项佐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