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西周取代殷商之后，姜太公持榜封神之时，各路神仙都已经封神就毕，但是，姜太公的那位十分恶性的夫人也来讨要神位，太公无奈之下，只得封他的夫人为“穷神”，并规定凡是贴了“福”字的地方便不能去。
于是，老百姓便家家贴“福”、燃放鞭炮，驱赶这位不受欢迎的“穷神”。无论最初选择贴福的动机如何，现在，“福”就是幸福的代名词，贴上福字就意味着福缘滚滚，福气兴旺，一个字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所有向往。
既然每逢节日贴“福”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的民俗习惯，那么，一向遵循“与民同乐”原则的皇室贵族不会错过这个展示皇恩浩荡的机会。皇帝亲笔手书“福”字，并下赐群臣。
这无疑代表了莫大的恩惠与信任，且紧紧的贴合了民间的习俗传统，并体现了一定的精神境界，要比赏赐金银珠宝有格调的多。
根据清代昭 所着的《啸亭杂录》对福字的记载“定制，列圣于嘉平朔谒阐福寺归，御建福官，开笔书福字笺，以迓新禧，凡内廷王公大皆遍赐之。翌日，上御乾清宫西暧阁，召赐福字之臣入跪御案前，上亲挥宸翰，其人自捧之出，以志宠也。
其内廷翰林及乾清门侍卫，皆赐双钩福字，盖御笔勒石者也。其余御笔皆封贮乾清宫，于次岁冬间，特赐军机大臣数人，谓之赐余福。”可见，皇帝写福字下赐群臣已经成为清代皇帝特有的年节赏赐。
清康熙皇帝是第一个清代皇帝手书“福”字下赐群臣的典例，皇家认为，十二月是进入年终的月份，也是人们祈望吉祥、驱避邪魔、以图本年得到一个圆满的终结的时刻，人们要满怀欣喜地恭候、迎接新年。
所以，自康熙朝始，每年十二月初一日，皇帝在内廷要亲自御笔书“福”字，所写出来的第一个“福”字要悬挂于乾清官正殿，其余张贴宫廷内苑各处，以及颁赐后妃近侍、王公宠臣、内廷翰林等。此后，清宫御赐“福”字仪式成为典制。
雍正时期，每年腊月底，雍正都要手书“福”字，有“年来冬月封印以后，政务略有余闲，朕手书‘福’字赐内外大臣，诸臣奏谢皆称受朕赐福之恩”之渝。此后，皇帝的手书“福”、“寿”字不仅张贴在宫苑各处，而且还会颁及各直省将军督抚等，后朝均沿袭下来。
乾隆皇帝更是讲究书“福”之典制，并且在御书“福”字之前，还必先到阐福寺拈香，然后再到重华宫内漱芳斋大书“福”字。乾隆赐“福”的事例很多，此朝当了三十一年尚书的王际华，积历年所得共二十四幅福字，装婊悬挂，名为“二十四福堂”。
嘉庆皇帝一向标榜自己是“以皇考之心为心”，写“福”字颁赐，当然也恪遵前代成例。他曾御制书“福”联句诗，谈及除御书第一“福”字悬挂于乾清官正殿外，还要在宫苑张贴近20幅“福”字。
不仅如此，嘉庆皇帝在书“福”字之余，又别书五、七言至十三言朱红云龙笺对联，及“宜春迎祥”、“宜人新年”、“一年康泰”等字，不下百余幅。这些吉语被张贴在各处宫苑，皇宫里满是吉祥如意。
同治皇帝不但写“福”字颁赐近臣或张贴宫内，而且还花样翻新地写“寿”、“龙”、“虎”、“福禄寿”等字张贴在宫廷院落内。
皇帝亲笔所写的“福”、“寿”字幅，其中间为一火焰升腾的银色火珠，周围以流云纹缠绕，其红绢制作得分外精美雅致，以黑墨书写的“福”、“寿”字形，恰在四条龙纹菱形之中间，显得字体十分饱满大方，作品精致喜庆。
清代皇帝赏赐王公大臣等官员“福”字时，皆在十二月二十日后，御赐“福’’字仪式在乾清宫或重华宫举行。届时得到皇帝御赐“福”字者，每年十余人或不及十人，受赐者依次跪在案前，仰瞻皇帝御书“福”字，叩首谢恩。
两名御前太监同持“福”字笺而出，受赐者再在“福’’字下面叩谢，寓满‘身都是“福”之意，再恭捧退下。王公，大臣等官员均以得到御赐“福”字为幸事。当然，皇帝赏赐的“福”字何其珍贵，自然不会拿去贴在门上，而是要精心装裱，然后供奉起来，以示对皇帝恩泽的敬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