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南中以后，连连取得胜利。他听说叛军首领孟获深被当地的夷、汉民众所敬服，便设法把他捉获。诸葛亮领他观看蜀军的营阵，问他：“此军如何？”孟获不服，说：“以前我不知道蜀军的虚实，所以败。
今天你让我观看了营阵，再打我肯定能赢！”诸葛亮便把他放掉，让他回去组织人马再战。就这样一连七擒七纵，当诸葛亮最后一次释放孟获时，孟获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再反叛了！”诸葛亮以这种攻心的战略，成功地平定了叛乱，稳定了南方，使他可以专注于北伐而无后顾之忧。
从古到今，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史家裴松之、司马光等人对此极尽赞美之辞；文人如赵藩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七擒依算略，一战定蛮苗”等赞辞不胜枚举；小说《三国演义》更是汇集了各种传说故事，把“七纵七擒”这句话加以渲染，使之成为耳熟能详的长篇故事。
其影响所及，以至于异国他乡，也是有口皆碑。不少来自东南亚缅甸、泰国一些地方的人，都不敢直呼诸葛亮之名，而尊称他为孔明。
但是，翻遍《三国志》这本权威的历史着作，却找不到任何地方提到过孟获，更没有关于“七擒孟获”的记载。部分史学家们也认为，对于一个叛乱领袖，抓住七次又放掉七次，既不符合诸葛亮谨慎小心的性格，也不符合战争的常规。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孟获其人？诸葛亮是否真的“七擒孟获”呢？
我们先看历史上是否存在着孟获其人，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有关他平定南中的记载总共12个字：“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另外，《三国志》在其他章节中有关于南征的零星记载也没有提到过“孟获”这个名字。
有人据此认为，历史上可能根本就没有“孟获”其人，如果历史上真有“七擒孟获”这种战争史上罕见的成功战例的话，《三国志》上怎么会毫无记载呢？
然而，史学界普遍认为，《三国志》中的记载过于简略，漏掉过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且与《三国志》几乎同时代的历史着作《汉晋春秋》却有关于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的记载，写作时间稍晚一点的着名历史地理着作《华阳国志》和《水经注》也都提到了“七擒孟获”。
现在云南昭通第三中学内着名汉代“孟孝琚碑”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昭通县城南10里白泥井出土的。该碑记载汉代孟姓在历史上是南中最着名的两个大姓之一。除此之外，有关祭祀孟获的历史非常久远。据目前发现的实物资料显示，最早是唐代和宋代时期。
至于在西南诸省，或建祠庙，或附祀土主庙以祀孟获者多处。仅西昌县石柱子土主庙、青龙寺、五显庙就都设像祭祀。民间所供五显埴神，其画轴左侧第三层排列中有一孟获像，俗称“扫坛蛮王”。
据此，史学界大多倾向于认为，虽然孟获的生卒时间无法考证，但“孟获”这个人历史上应该是有的。孟获确有其人，那么，诸葛亮是否对其“七擒七纵”呢？
从时间上来看，据史书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之后，“遂至滇池”，时间正是这年秋天。从他“五月渡泸”，只用了大约4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把“称兵倡乱”长达两三年之久的反叛势力“其秋悉平”，或“秋，遂平四郡”了。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方务在北”的诸葛亮一方面要攻城克寨，安抚边民，筹集粮草，另一方面又要克服险峻恶劣的自然条件。
用这么短的时间，要完成那么多的事，这在当时科技交通都不发达的社会里，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办到的。《通鉴辑览》也说，“七纵七擒为记载所艳称，无识已甚。
荒蛮夷固当使之心服，然以缚渠屡遣，直同儿戏，一再为甚，又可七乎，即云几上之肉不足虑，而脱试鹰，发押尝虎，终非善策。且彼时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岂宜屡纵屡擒，耽延时日之理？知其必不出此。”
从地理位置上看，三国时期的南中，指现在的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和四川东南部，当时是蜀国的一部分，古称为“夷越之地”。
诸葛亮是建兴三年三月从成都出发，四月平越隽（今四川西昌东南），五月渡泸（金沙江），至秋，四郡（越隽、建宁、 柯、永昌）俱平，取道滇东北，冬至汉阳（今四川庆符），十二月回到成都的。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诸葛亮安定南中时显然没有到过滇西。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在滇西却留下了许多有关诸葛亮南征的“遗迹”和民间传说。如《滇云纪略》称：“七擒孟获：一擒于白崖，今大理白族自治州。一擒于邓赊豪猪洞，今邓川州。一擒于佛光寨，今浪穹县巡检司东二里。一擒于治渠山。一擒于爱甸，今顺宁府地。
一擒于怒江边，今保山县腾越州之间。一以火攻，擒于山谷，即怒江之蹯蛇谷。”从这些地点的分布来看，几乎全都在今天云南西部大理、保山一带地区。诸葛亮怎么会在一个自己没到过的地方“七擒孟获”呢？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七擒七纵”的故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民间传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是因为诸葛亮“南抚夷越”的政策已经深入了人心。
当地百姓对诸葛亮极为崇拜，难免会将一些其他人物的事迹，都牵强附会到诸葛亮身上，甚至有些好事者编出一些故事附加到诸葛亮身上，这些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讹传讹，使得史志家也不得不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