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能力，强且深远—早期的理学三巨头中，程颐不用说，有名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张载曾作《女戒》，第一句话便是“妇道之常，顺唯厥正”；周敦颐则说，治国的根本在于治家，而“家人离，必起于妇人”，也就是说，要使天下太平，必须从软柿子开始捏。 
在北宋，事情还来不及像后来那么糟。改嫁和财产继承的权利，尚有些保障，而社会的风尚也还开通。宋代多才女，说明了一些事情，因为在古代，读书写诗是社会处境的一种标志。像名臣王安石，家中女性的处境就不错，她们都写诗，他夫人会写“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
那知无雨又无风”，他妹妹会写“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他女儿会写“极目江山千万恨，依前和泪看黄花”，他侄女会写“不缘燕子穿帘幕，春来春去那得知”。
宋代有两个谢希孟。一位是前面提到的女诗人。另一位在南宋，是男性。这位男谢希孟有些意思，曾说“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大概是贾宝玉的先声。但这种话只好算是愤激之言，不足以证明其真实的立场。
另一位出言愤激的，是本篇主角，晚清的汪士铎。他的狷急狂傲，本来也普通，但他死后，有人刊印了他的《乙丙日记》，终于把大家吓了一跳。
《乙丙日记》对女性所发的议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汪士铎认为女人数量太多，是世乱之由。所以他的主张之一竟是—“推广溺女之法”。家有两女，赋税加倍。而穷人家，干脆不允许生养女儿。汪士铎并没有疯。他身后的名声，也不是疯子所能冀求的—现在，好多人说他是“中国的马尔萨斯”呢。
他还对女性的长寿愤愤不平。他说男子理该活到六十岁，活到五十岁，只算夭折；活到七十，是有福气；而女性呢？活到二十岁，就是正寿，三十曰“甚”—已经活得太久了。接下来，四十曰变，五十曰殃，六十曰魅。活到七十八十呢？妖怪。
在对汪士铎愤怒前，不妨再看看他对身边女性的实际感情。汪士铎幼年家贫，他曾回忆，母亲在夏天常吃放坏了的食物；到冬天，手肤皲裂如碎瓷。母亲一生劳瘁，“此士铎所最痛心而不忍一涉想者也，呜呼奈之何哉”。
主张“家有两女倍其赋”的汪士铎自己倒生过五个女儿。他的长女淑芹，在洪杨之乱中投水死，年二十八岁，已经活过了汪所论的二十岁“正寿”。然而，“虽曰正命，然自为人父者，思之则不能为悲也”。
他最钟爱的二女儿淑苹，嫁的人家不好，只活到二十二岁，实死于夫家的虐待。他在日记里颇有痛心之言：“自己不知能活几日，故不接来。知其以后之难，故祝其死也，闻其信，言柴米俱难，故每食辄泪下，无事则为之思，自己无能才拙，身后寡妻犹难顾，如何顾寡女？”
“爱莫能助”四字，可概括汪士铎对女儿的感受。对女儿的爱怜，对社会和自己的厌憎，日夜煎熬，竟使他移怒于弱者。
再看他的妻子。汪士铎的第一个妻子老实温顺，有时汪士铎不讲道理，她“亦淡然置之”，似乎是汪士铎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她重病时，因为要省钱给女儿办嫁妆，舍不得求医问药，遂至不起。汪士铎多年后才说：“此余之深悔者也。”
因为无子，汪士铎续娶了一位年轻太太，而她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前任的反面。二人天天吵架，汪士铎嘴上吵不过，手上打不过，只好偷偷在文字中泄愤，说她种种凶悍，“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诅咒她“死于凌迟之国法”，或“死于拼命之骗人”。
憎恨汪士铎的人或许要说“恶人自有恶人磨”了。这位悍妻，大概刺激出了《乙丙日记》中一些可骇的主张。不过，汪士铎的人口主张，终究不是什么严肃的社会理论。
他看到了人口问题，但他的学术背景，使他没有可能提出建设性的主张，只好故为狂怪之言，聊泄心头之闷。他是个极端的例子，其实，古代士大夫对女性的态度，没有一人是不矛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