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项之仇,由来已久,刘邦为除去项羽更是不惜代价,现在项羽已死,刘邦心中真可谓乐不可支,怎么可能有伤痛之情呢?既无伤痛之情,刘邦怎么可能为项羽一洒伤心之泪呢?所以,刘邦哭祭项羽,绝非伤痛,而是作秀。
《史记·汲郑列传》讲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小事:郑当时是汉武帝朝的一位正直的大臣,他的父亲郑君曾经是项羽手下的将军。项羽死后,郑君归降了刘邦。后来,刘邦下令,要求原属项羽部下的人在奏章中提到项羽时,一定要称他为“项籍”。既不许叫“项羽”,更不许称“项王”。汉时习俗,直呼其名是非常不恭敬的。如果称其字“羽”,则要恭敬得多;如果称“项王”,那当然更是尊敬了。
可是,郑当时的父亲郑君提到项羽,从不称“项籍”。要么称“项王”,要么称“项羽”,郑君这样做显然是坚守自己作为西楚国臣子的礼节,以表示自己不忘昔日的君臣之礼。
于是刘邦下令,凡是称项羽为“项籍”的原项羽部下都升为大夫,而把坚持称“项羽”或“项王”的郑君一个人赶出了朝堂。郑君虽然为此断了仕途,病死家中,但是,他始终不愿以蔑称项羽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可钦可敬!我们可以拿这件小事和刘邦在项羽死后为项羽举行隆重的葬礼并哭祭项羽一事相对比,从中可以看出刘邦哭祭项羽的虚伪。
此事不仅说明了刘邦的虚伪,而且还说明了刘邦对项羽的忌恨和心胸的狭隘。项羽已经自杀,刘邦也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但是,刘邦对项羽仍然耿耿于怀,非要原项羽的部下提到项羽一律蔑称之,不许尊称之。
刘邦以哭作秀,并非仅此一例。
汉二年(公元前205)刘邦一出函谷关,到达新城(今洛阳偃师),就接受当地一位董姓乡官的建议,为被项羽杀死的义帝举行葬礼,并在三天之中为义帝大哭了三场。(“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
刘邦为什么要在三天之中为义帝大哭三场呢?我们只要看看刘邦哭祭义帝之后的一连串行动就可以明白。
第一,向天下诸侯发文书,宣告项羽诛杀义帝是大逆不道。(“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不道。’”)
第二,号召天下诸侯随从自己讨伐项羽。(“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从此,刘邦就处处打着为义帝复仇的旗号,作为自己东伐项羽的原因。
可见,刘邦哭祭义帝的目的是为自己树立一面正义的旗帜,宣布自己是正义之师,讨伐项羽是要为义帝复仇,诛杀以臣弑君的元凶项羽。刘邦不是个军事家,但是,绝对是一个政治家。刘邦深谙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这一真理。他需要一面正义的旗帜,就是为了在未来的“楚汉战争”中抢占一个道义上的制高点,以便利用这个制高点打赢这场战争。
因此,刘邦此哭,政治目的非常明确:为自己消灭项羽捞取政治资本。
项羽一生英气逼人,绝少流泪,唯一一次例外,是“霸王别姬”: 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
如果将项羽这唯一的“一哭”和刘邦的哭祭义帝、哭祭项羽这“两哭”做一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项羽是为情而哭:项羽败亡之前,只与美人虞姬哭泣而别,表现了西楚霸王柔情万种的另一面。因为项羽和虞姬此别乃生死之别,从此,霸王出逃,虞姬自杀,永无相聚之日。
也许这也是做贼心虚的一种表现,在鸿门宴上项羽没能杀死刘邦,才有了后来的乌江自刎。现在刘邦虽已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可是还是需要一点手段以掩盖自己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