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
据史料记载，李渊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霸早死，四子元吉。李渊家世显赫，名应图谶，隋炀帝对他十分猜忌，而李渊自然也明白，所以他韬光养晦、深藏不露，虽然早有异心，却一直按兵不动。此间由于朝廷横暴征暴敛，连年战乱，搞到百姓民不聊生，到处都是农民起义，李渊趁机在乱世中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开始觊觎天下，但他性格老成持重，一直深藏不露。即便如此，隋炀帝还是派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暗中监视李渊，在朝廷耳目众多的情况下，李渊急需一个可靠的助手来帮助他。
温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是关于大李氏父子建立大唐的最早记载，而且他亲自参与了起兵反隋的晋阳起兵，其记载具有较高的真实性。据此书所述，当时李渊身边可以信任的只有二子世民，因为其它几个儿子都不在身边，所以他就将自己真实的内心想法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正值年轻勇武、血气方刚，自然是李渊最为得力的助手。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底，李渊受命南下针压起义军，北方突厥趁机攻取了太原留守管辖下的马邑(今山西朔县)，隋炀帝大怒，派人囚禁了李渊，李渊非常恼火，便想起兵，但由于身边只有李世民一人，李建成和李元吉还在河东，力量分散，不是起兵的绝佳时机，因此只得忍住。然而由于突厥的猖狂，隋炀帝下令赦免李渊，让他留守太原，力阻突厥。一旦有了机会，李渊便不会轻易放过，他马上通知建成、元吉，让他们立即准备起兵，于是李建成在河东招集英杰之士，李世民在晋阳拉拢强兵能将，下大力气招揽人才，不久，建成、元吉和李渊的女婿柴绍陆续到达太原。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初，李渊让晋阳命令刘文静伪做了一份隋炀帝的敕书，在太原、雁门、马邑等郡征兵。二月，李渊又趁叛隋而起的刘武周南下汾阳宫(今山西宁武南)之机，以防备刘武周为名，下令募兵。 与此同时，李渊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取得了突厥的支持，亦解除了受突厥攻击的后顾之忧。在做好这种种准备之后，李渊终于起兵反隋，由于他准备充分，谋划精密，加上兵多将广又个个骁勇善战，所以一路上势如破竹、威不可挡。他们很快攻破了西河城，进城后秋毫无犯，慰抚民众，恢复旧业，取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七月份，李渊以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负责太原的一切事宜。李渊亲领三万人，誓师动兵，改易旗帜，开向关中，不到半年的时间便推翻了隋朝的统治。
唐高宗李渊
由此可见，太原起兵的全过程，包括此前数年的苦心经营，都是李渊一手操办的，他为大唐的创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唐王朝创立的主要功劳应该在他身上。而一直以来“阴结豪杰”、勇而有为的李世民，是得力的助手，是积极的配角。然而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事实却发生了歪曲。
《旧唐书》记载，隋炀帝南巡江淮的时候，瓦岗寨农民起义正如火如荼，严重威胁到了隋朝的统治，李世民见有机可乘，便与刘文静密谋起兵，并做好一切策划和安排，待欲起事时才告诉父亲李渊，李渊闻之大惊，只是逼迫于当时紧急的形势，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于是不得不勉强听从了李世民的安排，走上了起兵反叛的道路。《新唐书》、《资治通鉴》都延用了这种说法，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劳划到李世民身上，李渊则成了消极被动的角色，从而使李世民成为起兵反隋、开创大唐的首要人物。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矛盾，与李世民夺取帝位后重修史书有关。李世民通过玄武门政变，以次子的身份登上了皇位，而且杀死了亲生哥哥李建成，这无论如何是不合乎道统和伦理的，为掩盖这种残暴的行为，为自己的登基确立合法性，李世民决定制史官，撰修国史，于是下令创立了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这就使史官很难做到秉笔直书，只能按统治者的意图撰写历史。李世民在位期间一再违例要求亲看国史和起居注，并为自己辩白道：“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在李世民一再要求下，“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写成为“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
唐玄武门复原图
按照李世民的意图，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费尽笔墨来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这样，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水到渠成了。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李世民之所以要修改国史，抬高自己在太原起兵中的地位，降低李渊的功劳，乃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他要求贞观史臣把太原起兵中李渊由主动起兵变为被动起兵，目的是为了把李渊描绘成一个忠臣的形象，从而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李渊是在隋炀帝要下令逮捕他，李世民、刘文静等又设下圈套逼得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而且在起兵时李渊还曾号称要“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这样一来，李渊就成了大忠臣了，很明显这种刻画有利于李世民维护统治。
而李世民之所以将起兵反叛加到自己身上，乃是为了强化自己真命天子的形象，这与他要求史官们在撰写《太宗实录》时，极力渲染他出生时“二龙戏于馆门之外，前后三日才离去”的异象是一致的，在记述太原起兵的过程中竭力描写他的谋略过人和勇武善战，更是进一步印证他是克明克哲、秉承天命的一代君主。
这种说法多基于心理和逻辑上的推测，没有太多的史实依据，权且可以当作一种另类的解读。由此可见，李世民继位后修改创业国史是没有疑问的事实，而他之所以要修改国史，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玄武门之变”的恶劣行径，让自己的继位显得光明正大，水到渠成，取得道统上的合法性，至于还有没有其它目的，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判断了。
皇帝是篡改历史的元凶
自战国以降，君王对待不合圣意，直笔写史的史官和他们所写的史书，处理的办法比较简单，即贬杀与焚烧。这种做法，虽然可以达到泄愤和毁书的目的，但记载君王功绩的部分也随之荡然无存，这种做法显然很愚蠢。于是，从唐朝中晚期开始，皇帝变聪明了，他们一改以往愚蠢野蛮的做法，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图和标准，对史官己经修成的史书进行篡改。
唐玄宗
大文学家韩愈在唐宪宗朝任过史官，在编撰《顺宗实录》时，由于对宫禁中事，直笔实录，被叱之为“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尤其受到宦官的攻击，并向皇帝告状说，《顺宗实录》不实。宪宗听说史书有问题，大为不悦，即令人删改。直至唐文宗上台，仍下诏，令宰相路随修改，理由是“《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实朝禁中事，寻访根柢，盖起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旧唐书.路随传》。其实，宦官所谓的不实，正是史官秉笔直录了宦官们为祸朝廷的劣迹;皇帝所谓的信史，正是要史官对皇帝掩恶扬功，让后人只知他们的英明伟大，而不知他们的过失恶行。这就叫做为尊者讳。由此可见，史官修史之难。
唐玄宗
唐玄宗
在唐宋时期，史官修史不合圣意，还只是史官遭贬谪，史书被重修，而到了明代，情势更是大不一样了。
朱棣
明朝篡改历史的最大手笔是明成祖朱棣，此人在夺取帝位三个月后，为了抹去他起兵夺权的记录，下诏重修《太祖实录》。《太祖实录》是建文帝朱允文(朱元璋之孙，朱棣之侄)即位后，下诏由方孝孺为监修编纂的，始于朱棣起兵发难之前，终于其即将夺取帝位之时，历时三年。史官们站在正统的立场上，对朱棣的记述多有贬斥。朱棣岂能让自己起兵篡位的记录流传于后世?于是，他下令革除建文年号，改当年为洪武三十五年，命李景隆(三朝勋臣，后降朱棣)、茹常(降臣)为监修，翰林学士解缙为总裁，重修《太祖实录》。并令解缙等人对建文朝的全部章疏进行清理，凡涉及“靖难”者，统统烧掉。李景隆、茹常都是建文朝的变节者，当然不可能秉持修史的原则操守。他们组织一班文史官员，大删大改，捣鼓了八个月，便完事大吉，原来建文一朝的事实，都变成了附录。书成之后，原来的《太祖实录》即行焚毁。
不过，在这一批修史的官员中，也有具史家风骨的人。譬如，临海人叶惠仲，他原任某地知县，因有文名，在建文朝被征召入京，参与编修《太祖实录》，书成后升任南昌知府。这次因重修《实录》，再次被召。他本着史家的良知和修史原则，如实记载“靖难”之役，结果触怒了朱棣，被满门抄斩。后来，李景隆、茹常、解缙也分别因事获罪，遭贬或下狱。生性多疑的朱棣，说由他们监修的《太祖实录》“非信史”，便于永乐九年再次下诏修改。这次重修，耗时五年，删除了一切对朱棣不利的记述，又增加了不少由他认定的所谓“史实”。书成献上，朱棣“披阅良久，嘉奖再四”。一部由皇帝老爷认定的“信史”，就这样流传于世了。
帝王们带头篡改历史，如此一来，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哪些属于信史，哪些属于伪史，有时还真是真假难辨。
李世民篡改历史对后世的治史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自此，历代正史收归官修，像太史公一样的个人修史，在原则上不被允许，称为“稗史”，相关文简不受国家的保护。而官修史书的最大弊病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切以当局的利益为重，统一思想，删益由人。
中国的史书自从收为官修之后，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外，再未有散发生命力的作品。而之前，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未曾掩盖历史，司马迁则是千古史笔千古文章，班固、范晔虽然稍逊也是直道而为，陈寿虽有私于魏也还未曾昧心删改。自唐太宗开始，史家之风开始败坏。
中国被篡改扭曲的古代历史
一、商鞅个人经历的篡改
《史记》上说，商鞅由魏入秦，因为景监的推荐，才得以见到秦孝公。景监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个阉宦。但是，《裂变》的作者，为了使商鞅的伟大形象无可挑剔，不仅要把景监的阉宦身份隐去，还要把他描写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裂变》中，景监在秦孝公继位前，已是打了十几年仗的“前军副将”了，而且是他为秦孝公发现了商鞅这样一位杰出的法家，他自己也成为秦国变法的主要支持者。总之，商鞅是一个高大全的人物，推荐商鞅的景监也必须完美无缺。
对于商鞅对秦孝公先讲“帝道”，“帝道”讲不通又讲“王道”，“王道”讲不通再讲“霸道”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也予以否认。他说商鞅对秦孝公讲“帝道”和“王道”(作者统称为王道)，都是为了试探秦孝公，看看他是否与自己的政见一致;若不一致，他将毅然决然地离开秦国。《史记》上记得很清楚，商鞅在发现秦孝公只对“霸道”感兴趣时，对景监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需要很长久的时间，秦孝公等不及;只有讲可以速效的“强国之术”，才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国从此不会有殷、周那样的成就了。对这样重要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根本弃之不顾。他无非是要把商鞅塑造为一个信念坚定的法家，而非班固所说的“挟三术以钻孝公”的投机者。
变法初期，商鞅曾于一天之内，就在渭水边处死囚犯七百余人。这些人具体犯什么法，史载阙如。《裂变》的作者却说，他们都是因为私斗才被处死的。而更为荒唐的是，《裂变》的作者说，那些私斗的主犯，在即将行刑的时候，竟然大喊：“秦人莫忘，私斗罪死耻辱!公战流血不朽!”而其他犯人也都“挺身而起，嘶声齐吼： ‘私斗耻辱，公战不朽!’”于是，“四野山头的民众被这闻所未见的刑场悔悟深深震撼，竟然冲动地跟着喊起来：‘私斗耻辱，公战不朽!’”鉴于死刑犯们均已认识到自己是罪有应得，商鞅收回不允许家属“活祭”的成命，下令：“临行悔悟，许族人祭奠，回故里安葬。”这样一来，那些犯案者的家属，“冲进法场，大哭着向高台跪倒，三叩谢恩”。
制造一个私斗的罪名，来为商鞅的滥杀开脱;还要编一个故事，说那些被处决的人，临刑前都已认罪服法;连罪犯的家属们对商鞅允许他们“活祭”临刑的亲人，都感恩戴德。更有意思的是，《裂变》的作者就此写到，商鞅对那些死刑犯家属的“三叩谢恩”很厌恶，说：“人犯临刑悔悟，教民公战，略有寸功。祭奠安葬，乃法令规定，卫鞅有何恩可谢?今后不得将法令之明，归于个人之功，否则以妄言处罪。”这一方面是要表明，商鞅在执法问题上，完全是大公无私的;而另一方面，则是在为商鞅后来惩制不同政见者作辩护。
《史记》上说，新法施行的第一年，反对的人很多;商鞅遂以太子犯法为由，对太子傅公子虔施以刖刑，对太子师公孙贾施以黥刑，因为这些人都是反对变法的;这样一来，“秦人皆趋令” 了。钱穆先生认为，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有问题。因为按年龄推断，变法实施之初，太子(约生于公元前356年)尚幼，还根本没有能力犯法。《史记》上还说，公子虔后来又因为“犯约”，而被处以劓刑。钱穆先生推断，所谓公子虔因太子犯法而受刑，应该是这一次。但这一推断仍是有问题的，兹不论。问题在于，《裂变》的作者在采纳了钱先生的说法之后，竟编造了一个有关太子在封地滥杀无辜的情节。这样一来，对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用刑，都是他们罪有应得，而与他们是否反对变法无关，因为“秦法是诛行不诛心”的。不仅如此，《裂变》的作者还将公子虔说成是变法的主要支持者，并赋予他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秦孝公同父异母的哥哥。惟此，商鞅又被塑造成为一个执法不论亲疏的人物。
对于商鞅利用自己与魏军主帅公子昂的旧交，骗公子昂前往秦军大营议和，将公子昂俘获，而后对魏军实施偷袭，将其全歼的毫无信义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一概予以否认，并刻意设计了这样的战争情节：魏军主帅公子昂写信给商鞅，请他到魏军大营议和，决计在商鞅不同意退兵时，当场将他擒杀，然后一举击溃秦军;而商鞅则将计就计，引公子昂率军进入伏击圈，明确告诉他自己从来不齿于跟像他这样的人为友。有趣的是，当秦国收复河西，把被俘的公子昂释放回国时，商鞅对公子昂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我只是相熟，不是朋友，更非挚友。卫鞅放你回去，只是因为有你当权，对秦国有好处。记住了?秘密。”篡改历史，还这样“幽默”，实在让人绝倒。
秦孝公死，公子虔等人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在逃亡途中，商鞅连住宿都找不到地方。因为，按照新法的规定，旅舍如果容留没有住宿证明的人，是要坐罪的。为此，他不禁感叹道：自己制定的法令，竟让自己不堪到如此地步!不得已，他又逃往魏国(魏此时仍保有河西部分地方)。但魏国人拒绝接受他，并不许他借道魏国逃往别的国家。走投无路之下，商鞅再返秦国，回到自己的封邑，发动自己的徒属和邑兵造反，结果兵败身死，尸首被车裂，而且满门抄斩。对这些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也一概不承认。在他的笔下，商鞅自始至终都不曾造反，而是挺身前往咸阳，自投罗网，决心以自己的死，来平息那些反对变法的世族的仇恨，并且暴露他们;同时，也是为了使新君惠文王能够树立起威望，使变法事业得以平稳地继续下去。作者还说，当商鞅被被客栈拒绝留住时，竟仰天大笑，认为“新法如此深入庶民之心，也不枉了二 十年心血……他心里踏实——法令能超越权力，意味着这种法令有无上的权威和深厚的根基。要想废除新法，便等于要将秦国的民心根基与民生框架彻底粉碎。谁有此等倒行逆施的胆量?”在作者的笔下，商鞅已脱胎换骨，从一个投君王所好的战国策士，变为“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志士仁人了。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要说明中华文明的原生性，不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推论，就可以达到的。文学的表现，若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大一统”，就认为商鞅及其变法，一切都是那样的尽善尽美，而把真的说成是假的，用虚构的故事，来掩盖真实的历史，把“过把瘾就死”，变成“过把瘾就好”，真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事。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文学的虚构不是虚假，必须符合历史的实际，才具有真实的意义和感人的力量。否则，这样的文学创作，不仅是在篡改历史，也失去了文学的意义。
纵观中国的古代历史，为了所谓新中国的统治需要已经被篡改扭曲的不成的样子了，国学大师钱穆在巨着《国史大纲》的前言中说道，一切篡改诬蔑以往历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