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这个人看上去粗疏一些，其实对重要事情还是很挂心的。他对林彪一直没有亲近感，不仅是情趣方面，就是思想路线方面也有些不和。到了1959年9月，彭德怀罢官，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他的感觉更明显了。
四年前，也是9月，贺龙担任了军委常委，开始参与军队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那时，在彭德怀主持下，他和徐向前负责各特种兵的工作。1956年又分工由他主管工作。他是个好共事的人，与彭、徐工作很协调。现在，彭老总下台了，林彪主管军委工作。在当时全党“左”的思潮的影响下，贺龙从直觉上讨厌林彪提出的那一套东西，觉得他有点儿哗众取宠，但，那是得到赞许的，是对是错，他一时也说不清楚的。
多数情况下，他还是经常从自身的认识上找问题，使自己的思想努力跟上去。新军委成立之后，他是三位副主席之一，他的观念是：人在其位就要谋其事，他尽力要为军队多做些事情。他很想到部队去走走，调查研究一番。但是，不久，中央又任命他为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这一年，他为国防工业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抽不出时间下部队去，直到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为了战胜全国性的严重经济困难，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年，实事求是年，他才实现了下部队调查的夙愿。
东交民巷8号，曾住着三位元帅：贺龙、陈毅、罗荣桓。陈毅当外交部长以后，迁入中南海，就剩下贺、罗两位元帅为邻。贺龙是个爱热闹的人，性格豪爽，常常约了罗荣桓散步，聊天。加上罗荣桓的身体一直不好，有个像贺龙这样健谈的人和他做伴，也觉得高兴。两人交往多了，彼此知心。罗荣桓这个不好开玩笑的人，私下里也戏称贺龙为“龙头大哥”。贺龙许多有趣的经历和谈话常常使他开怀大笑。
有时夏天去北戴河，这两家人也同坐一列车，在车上说说笑笑，热闹无比。孩子们更是如过节一般。罗点点在回忆录中描写到他们的同车旅行时，特别写到罗荣桓与贺龙两位长者，在孩子们的眼里：
罗荣桓元帅是长辈中最慈祥的一位，他有宽广明亮的额头，一双和蔼安静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不易觉察的笑容像一阵阵清风掠过春日的原野，在他脸上时隐时现。他太不像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元帅，太像一个“好爷爷”了。连那种充满辣椒味的湖南话在他的嘴里都显得格外好听，以至于所有的孩子都喜欢和他在一起。贺龙则永远威严，他的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唇上一撮与众不同的胡须，使他甚至永远是漂亮的。那时候，这些元帅伯伯们都喜欢带一种苏式的筒状羔皮帽，就像苏联电影里的夏伯阳、布琼尼戴的那种。同样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却是不同的效果。罗伯伯显得更一团和气，贺龙则更八面威风。
但是好景不长，罗荣桓1956年辞去总政主任，1960年再度复出以后，深感对部队情况生疏，尤其是在目前这种经济困难时期，指战员们的思想状况究竟如何。当他和贺龙谈起想下部队去了解情况时，与贺龙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两人商定，顺着京沪铁路南下，结伴而行。
一到南京，他便同罗荣桓专程到一个警卫部队的连队里去视察，看看连队的情况到底怎样。一到连里，他们就跑到伙房，然后又到猪圈、菜地兜了一圈，碰到干部、战士就拉住他们，问连里的伙食怎样，生产怎样。他们巡视的结果和战士们说的一样，这个连队的伙食搞得不错。两位老帅心里平坦了许多。后来他们又问起那时的热门话题：学习毛主席着作问题。
罗荣桓问连队干部：“林副主席最近提出‘带着问题学’，你们怎么理解？”这下可难住指导员。想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我们支委会开了几次会，但我们水平低，研究来研究去也不知道怎么学才能立竿见影。”
贺龙性子挺急，朝连里干部挥挥手，说：“上面是那么讲的，你们下面学习的时候，要灵活运用嘛！”罗荣桓也觉得这个问题需要纠正，直言不讳地说：“要认真学习，注意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实质。至于‘见影’不‘见影’，究竟何时‘见影’，那是学习以后的成效问题，先不要考虑。”
显然，这两位元帅不相信林彪搞的那一套东西真的那样神通。2月7日，两位元帅到上海的第二天，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方中铎，空军驻沪部队政委江腾蛟前来看望他们。方中铎在汇报中说：有些战士的家乡遭了灾，乡亲们挨饿；有的社队干部作风不好。探家回来，有些怪话。有人说这是反对“三面红旗”。他们借用地方的做法，把战士划为三类。这些战士被划为落后分子。
罗荣桓当即指出：“在战士中不能划类！把战士划为落后分子，没有好处嘛！副作用大。”贺龙坐得久了，起来活动一下，接着罗荣桓的话头说：“对嘛，可不能因为说了几句怪话，就说人家是落后分子。现在说几句，可能以后说得还要多些，因为现在才2月份。南方5月，小麦登场；北方到7月，小麦才登场，困难还在后头呢！”
罗荣桓说：“怪说说得多的，往往是阶级出身好的。他们没顾忌，敢说话，‘怪话’就可能多一点。有些中农出身的，比较谨慎，有顾虑，往往不多说，不敢说，并不等于没有意见。不要因为战士说些怪话就说成是落后分子，不能随便戴帽子。”“是啊，帽子可是不能随便戴的。”贺龙在室内踱了几步，坐下来说：“帽子大了不好，小了也不好，戴得不好就不舒服。我们不能太伤感情，要尊重战士的自尊心。一定要强调说服教育，不要压服。逼得太厉害了，就会铤而走险。”
罗荣桓又说：“贺总说得对，要把战士当自己的亲兄弟，做到战士心里有话，都愿意向指导员说。如果战士有话，闷在心里，不敢或不愿同指导员讲，我们的工作就落后了。现在，国家还有困难，粮食不够吃，吃不到肉，菜也很少。战士们天天训练那样辛苦，做到这一点就不简单了，怎么还能喊他们是落后分子呢！”
1962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广州会议之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林彪便一直称病，不参加军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军队的一些重大问题时，他常常不出席。林彪在大权在握时称病不出，究竟是身体原因还是另有打算不得而知。从贺、聂两位元帅的角度看也难办。他们要担负军委最沉重的工作，可名义上他们仍是军委副主席，中央并没有赋予他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任务。于是，凡事经过军委常委讨论，做出决定后，还得向林彪报告。他们知道林彪这个人难处，又十分敏感，稍有不慎，便会产生某种芥蒂。
就因为种种原因，使得本来就对林彪印象不佳的贺龙，由最初的没有好感，演变到了现在的结下恩怨。这其中涉及到了太多的政治问题，小编不好进行评论，只能说沟通不到位，矛盾就容易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