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首都长安，是当时最繁荣开放的一个都城，纵向看历史，前后都不大容易与之为比，横向看世界，长安当时已成为全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中心。一个时代如果国内混乱，统治秩序动摇，对内怕得不得了，这个时候对外来文化，一定会排斥拒绝。唐朝在强盛的时候，政治上有健全的宰相制度，敢于听取尖锐的“异见”，文化上张开双臂，接纳东西南北的各方文化使者和经济客商。王国维的《读史》诗：“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祆寺建波斯，远人都有如归乐，此是唐家全盛时。”可为写照。
当时各国人士，都争相来长安观光、旅游、瞻仰。中亚的许多国家，初唐到开元年间，都有使者到长安。唐太宗时，有康国的人，献金银桃，种在皇家花园里面。开元时，又送来胡旋舞，连跳胡旋舞的舞女，一起送给唐朝。而中亚以及西域的大食国，也送来马匹等礼物。这些使者按照他们的风俗，不拜也不跪，唐太宗照样很高兴。不像清朝，1793年英使马嘎尔尼来中国，为了跪拜不跪拜，争论一个月。
开元天宝年间，各方来使更多了，有东罗马、拜占庭，前后五次派遣唐使来长安。南亚的天竺，就是印度，跟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南天竺、北天竺、中天竺，都有遣唐使到长安。日本的遣唐使更有名，前后19次之多。他们有意识地观摩、汲取唐朝的文化，挑选的遣唐使都是文学、绘画以及懂经学和史学的文臣，还包括学问僧。队伍浩浩荡荡，有时几百人，最多的一次达五百人。回国以后，这些遣唐使像镀了金一样，在日本国内享有诸多荣誉。
当时长安还有很多外国贵族，各种原因前来，都受到唐朝政府的礼遇。他们在长安照样做官。契丹、回鹘、吐蕃，都有人供职唐朝。亚洲许多国家，像大食、波斯、安国、康国、天竺、高丽、新罗、百济、日本，不少人久居长安，并接受官职。当时迁入长安居住的外国人史载有近万家。不少都融入中华文化之中，能诗善赋，与唐朝的着名诗人，往来相送，成为好友。有的外国贵族，在长安住久了，就娶中国的女性为妻，落地生根，以华夏为故土。西域的安国人，有李抱玉、李抱真两兄弟，是唐朝有名的良将。还有的在中国参加科举考试，这个有姓名录的详细记载。新罗人有一个叫朴球，是唐朝的棋待诏，回去的时候，中国方面的负责人写诗给他，说：“海东谁敌手，归去道应孤。阙下传新势，船中复旧图。”说在你们那边，应该没有敌手了。
日本一个汉名叫晁衡的人，随日本遣唐使来留学，学成后留在长安做官，当左补阙，前后在长安住了50年，与很多中国上层人士关系密切。天宝年间他归国，王维写诗送他：“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晁衡的船遇到风险，传说晁衡可能死了，李白写诗哭悼，“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其实是误传，后来得知晁衡并没有死。可见双方友谊之深。长安的外国留学生之多，居住时间之长，有的住到20年、30年，他们的生活方式，深受唐朝文化的影响。
中日关系在唐朝是双方友好交流的关系，是异域朋友间的关系。中国的建筑风格，对日本有明显影响。中间一个有名的故事，是鉴真东渡。中国的大和尚鉴真，几次破除万险到日本，成为历史上了不起的文化大事件。日本现在还有大招提寺，完全是友谊唐风的结果。中日两国历史上也有过非常美好的时期，双方有理由不忘记并记住这段历史。
文化是相互影响，唐朝文化远播外域，同时也受外域文化的影响。其中西域文化影响于华夏者，可以说非常之大。直到后来我们使用的很多乐器、舞蹈、食物、生活用具等，很多都带一“胡”字，就是证明。按陈寅恪先生的考证，“狐臭”也称“胡臭”，可见西域文化之影响何等深细。野史笔记中有一种叫《东城老父传》，就是说当时的长安，与胡人杂处，娶妻生子，致使“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而人们佩戴的首饰靴服之制，也不同往昔，至有“妖物”之称。
唐的贞元、元和间，长安流行胡服，所以白居易的《时世妆》诗，说当时女性是“斜红不晕赭面装”，把面孔涂成红褐色，像歌舞伎一样。白诗又说：“元和装束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不仅面孔变了颜色， 式也奇形怪状，堆得高崇入云，摇摇欲坠，眉毛则画作低八字形。当时的长安大街上，女性服饰之华丽，装束之妖艳怪异，可谓大唐的一大奇特景观。
唐朝的开放是全面的开放，是全体的繁荣，是人心的充实，是社会的喜悦。但任何社会都有盛衰的更替，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当后来牛李党争加剧，宫廷内斗到火拼的地步，唐朝的气象就黯淡下去，以致终于走到历史的尽头。不过，即使是衰败的晚唐，文化照样发出微芒，大诗人李商隐恰逢其时地出现了，杜牧出现了，轻柔细腻娇花好女般的温庭筠也出现了。只不知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该如何看这些后来者的文学挣扎。
社会繁荣了，人们的观念自然也跟着改变了。从着装到发饰，唐朝时期的女子可谓是历史上最美的，而风气也是最为开放的。这就是开元盛世所带来的奇异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