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语改革开放40年
改革开放这些年，发生在我家最大的变化，应该就是住房条件的改善了。大杂院里住房条件紧张，我家算是好的，有的人家真是祖孙三代挤在一二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一住十几年。搬出来了，自己住着舒服，周围的环境也好了。像我现在住的小区，地上不停车，来人刷卡进出，还有小区花园，我觉得真是挺不错的。——高伟英
在北京老城的胡同里，大杂院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印记。几户甚至十几户人家，蜗居在一个原本规整的四合院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共同生活几十年。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大杂院里的人生百味，成了很多老北京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43岁的高伟英，曾在西城区府右街互助巷的一个大杂院里生活了14年。2010年府右街拆迁，连同互助巷在内的8条胡同从地图上消失。她和2000多户居民也从逼仄的大杂院搬进了现代化小区，开启了新的生活。
“那条巷子我有时候梦里还能梦到，很宽，能双向走汽车。”高伟英说。她的家在互助巷2号院，是一个由5户人家组成的大杂院。
最开始，这是一座很标准的四合院。“听家里老人说，这院子是上世纪30年代一个地主家盖的，后来被一个做木材生意的商人买下来。”高伟英说，后来，房主陆续卖掉了院子里的东西厢房。当时高伟英和爱人住的东厢房，就是爱人的父亲上世纪70年代花800元买下来的。
两间东厢房，总共40平方米。“那时候，在大杂院里能有这么两间房子已经很不错了。”高伟英回忆，1996年10月她和爱人结婚，正式从亚运村那边的娘家嫁进这个院。她精心保存的老照片里，有好几张是当时结婚的场景。其中一张，她的父亲喜气洋洋走在前面，新郎一身挺括的西服，打着大红领带，胸前戴着红花，满面笑容紧随其后。从照片上能清晰地看到当时院子里的环境：红砖房、石棉瓦棚架，还有很多堆积的杂物。
“大杂院大杂院，可不就是杂和乱嘛！”高伟英笑着说，当时房主家有位八九十岁的老太太，经常出外转悠，捡着砖头瓦块、塑料盆、铁架子什么的就带回院里囤起来。原本院子就不宽敞，被旧物一占，就更逼仄了。各家要生火做饭，也各自搭了简易厨房。一条小路曲里拐弯儿，从这家延伸到那家，中间还隔着几间搁东西的简易棚，“真跟迷宫似的。”
对于高伟英来说，刚住进大杂院，最不习惯的还是上厕所，“无论春夏秋冬，都得到胡同里的公共厕所去‘解决’。”
结婚两年多，儿子出生了，日子更加有滋有味了。一张老照片上，高伟英抱着胖嘟嘟的儿子在巷子口的早点店前玩耍，背后不远处停着一辆黄色面的。“那是我家的，那会儿我老公做汽车配件生意，有一辆车，跑来跑去比较方便。”
生意做得不错，有了一点儿积蓄后就对老房子进行翻修，还是照着原先房子的样式，青砖合瓦，起脊的屋顶。室内则按照当时流行的样式精心布置了一番，梳妆台、五斗橱、镶着穿衣镜的大衣柜，一应俱全。
要论自家的小日子，高伟英是挺满意的。但让她觉得有点别扭的是，几户人家门靠门，一探头就能看见隔壁家，几乎没有隐私。由于生活作息不同，儿子要上学，每天晚上睡得早，但有的人家深夜还不休息，互相影响。
但也有让高伟英觉得弥足珍贵的东西，那就是邻里间的情谊。“我们这个院关系处得特别好，互相都特别关照。偶尔头疼脑热的起不来，热乎乎的饭菜直接就送进家里来了。”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姓杨的大妈，有时候高伟英和爱人下班晚没时间接孩子放学，给杨大妈打电话，起身就去了，还给孩子做晚饭吃。
“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些老邻居。”高伟英说，2010年，府右街启动拆迁，院子里的5户人家选择了不同的安置点。为了方便孩子上学，高伟英申请到一套距离老城区比较近的安置房，就是现在居住的白纸坊街道华龙美钰小区。
这是套87平方米的两居室，是原先在大杂院居住面积的两倍多。另外还有一套安置房在大兴团河，面积和这一处差不多。
高伟英现在居住的这套房位于12楼，视野很开阔，从客厅的飘窗往外看，南二环的车水马龙和主路两侧的绿化景观带，尽收眼底。“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三环、四环那边的大楼，晚上亮灯的时候更漂亮，也算是个景观房呢。”
和大杂院比，生活居住条件大大改善了，更加让她把心放在肚子里的是，将来儿子结婚，也不用为房子的事发愁了。
一转眼，离开大杂院已经8年了，曾经的平房院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央机关的办公区。现在在西长安街街道光明社区当社工的高伟英，有时候路过原先的住地，还会想起院子里的那棵大杨树，一起包过饺子的老邻居。
令她欣慰的是，这几年在社区工作，因为负责办理社区事务，一度失去联系的老邻居很多又被她“捡”回来了，“虽然不在一起生活了，但情还在延续，老邻居没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