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劣质硅油浸泡的避孕套，成了“杜蕾斯““冈本”等知名套套；一位熟手十几分钟就能勾兑灌装出两箱“茅台”，并且逃过防伪检测；莆田假鞋鬼市深夜复苏；广州白云市场再曝假LV包......
春节前后，公安部开展了为期2月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春雷行动”，强力围剿假货产业带。全民再次热议并呼吁“像抓酒驾一样打假”、“让制假售假者倾家荡产、让售假者痛”。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致信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一年来，这逐渐成为社会共识。2月28日，由法制日报社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发起的“2017年推动中国互联网法治进程十大事件”评选结果揭晓，“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也入选并引来热议。
也是在2月28日这一天，阿里披露了一组数据，则是有喜有忧。
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2017年通过大数据模型主动防控、权利人举报、消费者投诉、神秘抽检等方式，排查出5436条销售额远超5万元起刑点的疑似制售假线索。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山西运城警方打掉一个制售假避孕套团伙，在河南6个窝点内查获近200万只假冒名牌避孕套，这后面就有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的协助。
2017年最后一天，公安部就向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发出了当年的第二封感谢信：“以大数据思维模式，积极参与知识产权侵权领域的类罪监测模型建设，通过模型应用产出涉假犯罪线索……”
受执法资源紧张及诸多因素限制，执法机关接收1910条，公安机关已经进行刑事打击的有740例。刑事打击案件数量比2016年的469例增长了58%。
而740起案例中，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有刑事判决结果的有63例，这些案件平均办案时长约344天，共判决129人，但其中104人判的都是缓刑，实刑率仅19%。
相比之下，根据对2016年能够公开抽取到的判决书的分析，缓刑率为79%，实刑率为21%。
2017年在阿里推送的制售假案件中，根据目前公开的判决实刑率仅19%。
换句话说，尽管对制售假们的刑事打击案件数量大幅上升，但制售假犯罪缓刑率仍然有八成之多，居高不下。如果再算上那些难以认定制售假金额的情况，制售假违法犯罪的成本明显过低。
安踏曾持续追踪售卖假冒安踏运动鞋的刘某某。2011年底，执法部门查处了其在福建晋江的窝点，但现场只查获两百余双假鞋，不足5万元现行入刑点，公安只能没收假鞋和售假电脑设备。“其实他们规避手段很多，货源分散，就是为了钻现行法律的空子”，安踏集团法务部品牌保护周经理解释。
2012年夏，安踏再次发现刘某某在网上售假，但质检和公安现场在其江西丰城的商铺中仅查获50多双假鞋。2013年底，安踏终于查到刘某某在江西高安的制售假鞋工厂和仓库，这次现场查处6000多双假鞋和相应制假设备，案值数百万元。刘某某终于被刑事拘留并移交司法。
然而，刘某某最终只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25万元，一天牢没坐就回了家。据安踏的监控，刘某某后来仍在从事制售假鞋生意，只是不假冒安踏了。
阿里平台治理部知产保护总监叶智飞还举了一个10年制售假货被抓三次的例子。
2017年，西部某省公安机关在阿里大数据协助下破获一起公安部督办特大调味品案，警方跨多省缴获数十万袋假冒调味品。该案主犯师某之前在一家正规调味品厂从事打假工作，曾经配合当地警方打击过假冒该品牌调味品的制售窝点。但是，在高额利润诱惑下，师某转而制假，2006年和2011年，其两次因参与制售假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均被取保候审，直至2017年因制售假“三进宫”。
叶智飞介绍，“最新的数据表明，80后、90后已成制售假的绝对主力军，假货毒瘤的侵蚀让年轻人铤而走险走向犯罪。”
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接触过很多制假售假的店铺和商家，发现这样一种比较普遍的观念：穿一件假名牌，穿一件假皮鞋，拎一个假包，毒不死人，害不死人有什么危害？这种精神迷惑性和依赖性，像毒品一样在侵蚀着大量的年轻人。
叶智飞还提到，虽然线上假货治理在2017年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但由于犯罪成本过低，线下假货生产源头不根除，全社会的假货问题绝不会有根本性缓解。许多制假售假犯罪链条和网络依然活动猖獗，甚至形成行业性、领域性、区域性假货产业带。
“必须要完善法律法规，对线下假货生产源头进行围剿，全社会共同推动制假直接入刑，并引入惩罚性赔偿，让制售假者倾家荡产，才能彻底遏制全社会的假货问题。”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林维教授提到，他在最高法院挂职期间，就接触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案子。惩罚力度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很多情况下判缓刑确实起不到足够的惩罚效应。尤其是在诉讼程序上简化以后，有的从采取强制措施起就取保候审，然后又经过快速简易程序的审判，只是判处缓刑。这种惩罚的力度是远远不够的，远远不足以阻止其再犯。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还建议，未来对假货类犯罪的数额要大大降低，因为这和诈骗罪没有区别，起刑点也可以降到几千元。
他还认为，要树立全民皆兵式的打假。例如，让消费者也有打假的动力。今天消法的赔偿最高三倍，食品最高十倍，这是远远不够的。当年一位老太太买麦当劳咖啡，因为过烫被烫伤，最后获赔265万，这不是以损害来计算赔偿的，而是以麦当劳的经营额来计算赔偿；2014年的雷诺烟草案，雷诺烟民的遗孀起诉其隐瞒健康风险信息，这个案件最后和解了，而法院给出的236亿美元惩罚性赔引来全球关注。
当然，高艳东指出，要特别地把职业打假和以消费者打假区别开，真正让消费者成为这种制度设计的受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