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晚，在长宁区图书馆，第152期文汇讲堂邀请著名的上海史专家、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主讲党史系列讲座之二《上海城市集聚功能与党的诞生和发展》，分享了诸多最新考证。
嘉宾主讲
上海城市集聚功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上海特大城市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巨大比重，使得共产国际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特别重视上海。二是上海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使得1921年前后，上海每年所出新书总量约占全国70%。三是上海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为他们寻找、探索救国方案提供了新颖的参照系数。四是上海乃当时中国产生新思想、新文化的基地，新人物和新思想在此交流、交锋、交融，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创立中国共产党，既是此前历次进步思潮不断演进的结果，也是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潮，在这里碰撞、升华的结果。
本次演讲选择若干方面加以阐述。
中共发起组成立
1920年6月19日以前，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发起者陈独秀此前已与上海有过七次关联。此后在上海，陈独秀两次被捕，最终以罚款获释，上海华界、法租界、公共租界三个政权的管理缝隙，提供了从事革命的便利空间。
“一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已是全国性政党组织
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前，陈独秀等于1920年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沪提出建党后，双方一拍即合，迅速建党。6月19日前，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共五人，议定成立党组织。这已是一个非常正式的组织。首先有书记，由陈独秀担任；其次有纲领，李汉俊起草了 “纲领十条”，虽未保留下来，但主要内容在当事人回忆录中都有提及，与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精神一致，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实现社会革命的目的等；第三，有办公地点和杂志。这些表明她已是全国性政党了。
组织建设、理论建设、政治建设在“一大”前充分展开
中共发起组成立以后，立即在党的组织建设、理论建设与政治建设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组织建设方面，包括建立各地支部、发展党员、培养青年干部三个方面。中共一大召开前，全国已有58个党员，6个地方支部，2个海外支部。培养青年干部方面，1920年8月22日，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以俞秀松为书记，机关设在新渔阳里6号。1920年秋，开办了外国语学社，在自觉利用上海城市特点进行集聚的作用方面尤为显著。
理论建设方面，一是将《新青年》定为党的机关刊物，创办《共产党》月刊；二是翻译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陈独秀委托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恽代英翻译考茨基著作《阶级争斗》，李汉俊译介《马格思〈资本论〉入门》，李季译克卡朴《社会主义史》等。三是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为吸收党员的标准。
政治建设方面，主要是筹备中共一大。代表大会制度，是欧洲、共产国际、苏俄共产党的传统。中华革命党在1919年10月10日改组成中国国民党，当时并没有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直到1924年才举行。
共产国际高度重视上海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一大的召开与共产国际的指导密不可分。随着共产国际一些档案的解密，学术界展开了相当充分的研究，我从上海城市的角度切入，会使这个结论更具说服力。
五大原因促使共产国际把东亚书记处设在上海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迫切希望在中国、朝鲜、日本等远东地区推动革命运动。远东局主要在西伯利亚、海参崴一带活动，但他们把东亚书记处定在了上海。
参照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五条经验——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武装、在城市举行暴动、重视舆论宣传、工作深入到军队，要推动东亚的革命，上海最具备条件。首先，上海是远东最大的城市。1921年，上海人口已达250万，几乎是同期北京的3倍、苏州的4倍、广州的1.5倍；经济体量上，北京、广州和天津的总和还不到上海的一半。第二，上海是个港口城市，而革命需要同世界各地发生联系。第三，上海产业工人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第四，交通便捷。水路处于长江入海口的交叉点，铁路已有沪宁线、沪杭线。第五，文化发达。从1860年到1949年，中国出版的新书中，有70%在上海出版。
还有一个特别的因素，1921年前后在上海的俄侨最多，已多达5000人之众。这有利于共产国际开展活动。
购买报社、设通讯社、建贸易机构，用足租界优势
在东亚书记处设在上海之前，共产国际就在上海做了坚实的铺垫。
首先是购买1919年就存在的《上海俄文生活报》作为据点。1920年2月，共产国际以5000美元买下虹口熙华德路12号（今长治路177号）的报社作为活动据点。1920年7月2日，在渔阳里6号成立了中俄通讯社（陈独秀就住在渔阳路2号）。它是中共第一家通讯社，又是苏俄中央新闻通讯社罗斯塔北京分社的上海分机构。其主要任务是通过从俄罗斯通讯社北京机构、莫斯科、西伯利亚寄来的苏俄报刊，从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俄国远东的报纸以及欧美诸多报刊中搜集信息，提供给中国31家报刊使用。《新青年》的马列文章即主要来源于此。第三，在九江路14号，成立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沪办事处。这是苏俄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机构，也是苏俄、共产国际在华的一个中转站和提供秘密经费的单位。
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沪办事处，设在地处英租界的九江路，便于从事货币兑换、商品进出比较方便。东亚书记处、 《上海俄文生活报》设在长治路，属于公共租界，与俄国驻沪领馆毗邻；中俄通讯社设在渔阳路，属于法租界，俄侨比较集中，而陈独秀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在那里活动。这些地点的精心选择，有效地发挥了上海华洋混处的社会环境的掩护作用。
上海集聚各地先进知识分子
共产国际为何重视上海？陈独秀为何重视上海？这与上海的集聚功能有关，它可以把全国的精英吸引过来。其中同乡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1843年开埠时，上海有20来万人口，1921年至少增至250万，已有二百多个大大小小同乡组织。
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上海相识，毛泽东、蔡和森借款2万银元
以参加中共一大的三个代表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为例，他们在湖北时并不相识。上海湖北人成立同乡团体湖北善后会，董必武被公推为驻会主持，李汉俊也在上海，湖北善后会的会址设在渔阳里南面，两人成为至交。在李的影响下，董必武逐渐认识了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认识到中国的独立按照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另一条路。
1919年6月，武汉地区爱国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的陈潭秋，来沪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会后，陈潭秋来到湖北善后公会，结识了董必武。受其引导，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再以毛泽东为例。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因为赴法船票涨价了，毛泽东、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到上海拜见同乡章士钊，请其设法资助。章手中恰有湖南军阀赵恒惕一笔赠款，立即以2万银元付毛、蔡。毛泽东以一半资助学生赴法，一半携归湖南充作革命经费。
陈望道等回忆“被赶拢、吸拢、派拢”至上海
上海巨大的城市体量，奇特的政治格局，及五方杂处、华洋混处的社会结构，为众多知识分子的汇聚，提供了难得的空间，为诸多思潮的产生、交流、交锋与交融，提供了难得的平台。从陈望道生动的描述中看出：当时，上海的新型知识分子一是“被赶拢来的”，他们思想激进，为别处所不容，唯上海可包容他们；二是“被吸拢来的”，在上海能发挥别处不能发挥的本领，比如章士钊、鲁迅最终都定居上海；三是“被派拢来的”，中共成立后，组织上委派一些骨干到上海，进入外国语学社，接受培训，刘少奇等一批人便是被派拢来的。
早期中共党员在法租界的居住地距离不超过两平方公里，思想不断交流、交锋，其中包括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交锋，也包括与戴季陶等人从一度合作到分道扬镳，这是一个明晰概念、廓清边界、辨明是非、权衡利弊的过程，也是一个理论创新、理论升华的过程。
学术界关于创新机制的研究成果表明，城市规模越大，人们互动、交流机会越多，创造与创新几率也越高；城市人口异质程度越高，不同文化相互之间差异越大，相互取长补短的概率越高，创新速率越大。这便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上海创立、并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长期将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的社会原因。
上海的文化产品引导青年接受新思想
上海城市的集聚功能，分有形和无形两类。后者既体现在上海城市文化对全国的辐射作用，也体现在上海这座城市中新思想的影响力。这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身上特别典型，上海在毛泽东的思想成长史、革命斗争史中作用巨大，地位特殊。
1919年以前，毛泽东从未踏足上海，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与斯诺畅谈自己思想的发展轨迹，谈到他所读过的书报。我将他提及的书单一一进行了考证与研究，发现几乎所有启发他新思想的书报都是上海出版的。
第一部是毛泽东13、14岁于韶山时阅读的郑观应的 《盛世危言》，这本宣传变法图强、振新中华的名著，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使得原本想辍学的毛泽东继续求学；同期，毛泽东还读了冯桂芬所著 《校邠庐抗议》，该书系统提出社会改革思想。这两本是光绪皇帝钦命印刷要百官阅读的变法参考书，所以在经济发达程度、所读书籍的时新程度，和上海至少相差十年的韶山也能读到。这两部书都是在上海撰写。
毛泽东在17岁时,得到近邻李漱清先生推荐，读了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很受刺激。这本书其实就是陈天华的名著《警世钟》。
1910年，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毛泽东读到一本关于世界名人的书，其中有拿破仑、喀德邻女皇、大彼得、卫灵吞、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介绍，这部书对毛泽东确立人生志向很有影响。经考证，这部书很可能是《世界名人传略》。封面标“山西大学堂译书院译印”,版权页标“印刷者商务印书馆”。事实上，山西大学译书院不是设在太原，而是设在上海。聘请英国传教士窦乐安主持,每年经费一万两白银,从西学专斋费用中拨出。
毛泽东一生都非常重视逻辑，而他对逻辑的爱好就是从阅读严复翻译的名著《穆勒名学》开始的。
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还述及一份著名的报纸《民立报》，也是在上海出版。毛泽东用三个第一来谈影响，第一次看到报纸，第一次听说孙中山，第一次发表政治意见。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政治观念、世界观念、知识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关节点，几乎都与上海书报刊的影响有关。这些新的出版物，激发了大批青年求知的欲望、振兴中华的思想，引导他们先是走向民主主义、进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受陈独秀的影响，他们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毛泽东与上海具有很深厚的关联，还表现在陈独秀对他早年的影响，这对他之后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至关重要。
毛泽东与陈独秀的交往，源于1917年向《新青年》投稿《体育之研究》，这是24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文章；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陈独秀时任北大文科学长。两人曾有简单对话，令毛泽东兴奋不已。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入狱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文末 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称“万岁”应是独例。
1920年在上海两人得以深交。毛泽东多次前往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两人谈了很多，讨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讨论了湖南改造等问题。毛泽东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正是在上海，由于这座城市的集聚功能，使得像毛泽东这样的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深受陈独秀的影响，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理。这批青年中还有旅法支部的赵世炎、周恩来，湖北的恽代英等，不胜枚举。
1923年的中共三大，中央委员共9人，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这和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欣赏不无关系。
对于陈独秀的错误，毛泽东也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但1942年、1945年，毛泽东比较全面地、辨证地评价陈独秀的历史贡献。他评价：“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他是有过功劳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上海红色文化的闳、深、雄、奇助力中共壮大
上海红色文化为什么如此丰厚，其闳、深、雄、奇的四大特点，归根到底，就是集聚功能。
闳，内涵丰富，影响广阔。从1921年至1949年的28年间，中国共产党共举行过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三次在上海举行，另有多次中央全会也在这里举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有12年设在此处。上海留下的红色文化旧址、遗址，多达千余处，分为15个门类。
深，思想深邃，影响深远。党史上许多重要的思想、理念，是在上海酝酿、产生的，党史上许多具有重要意义、深远影响的事件是在上海发生的。
雄，英勇、雄壮。五卅运动，全球震动。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气冲牛斗。刘华、陈延年、赵世炎、林育南、何孟雄、李白等众多革命先烈视死如归，光耀千秋。此类英烈，不胜枚举。
奇，奇特、奇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利用上海政出多门、事权不一的特殊格局，创造出许多人间奇迹。中共中央多次在上海举行各种会议，由于隐蔽工作做得周密，基本没有出过大的危险。这种奇，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中也都找不到类似情况。
上海红色文化如此丰厚，源于近代上海特殊的国际联系、政治格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与文化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