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市中心的南京西路街道辖区内，每天有近10万白领工作生活于此，而现有公共停车点远不能满足巨大的非机动车停车需求，非机动车停放管理已成为城区治理的难点。7月初，一场由街道“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牵头召开的协商会令这一难题的解决有了转机。
会场上，来自全国、市、区的三级政协委员实地调研后提出可行性建议，物业管理代表、共享单车企业代表、街面非机动车管理代表和交警支队、社区管理办工作人员等开展面对面协商，初步达成了优化非机动车公共停放区域、落实监督指导机制和加强商务楼宇主体责任的共识。
上海市政协近年来依托各区设立政协委员街镇联络组站，推动统一打造“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平台，积极探索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越来越多政协委员下沉基层调研，发现“真问题”，提出“金点子”，不断转化为基层治理中的“好举措”。目前，全市222个街镇均实现了委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有组织、有计划、有人员、有活动、有经费、有场所”。仅今年上半年，全国政协委员和市政协委员共计232人参加372场次协商等活动，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关心实实在在身边事
千头万绪的治理难题汇聚在基层，随着全国、市、区三级政协委员的加入，百姓“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多了强有力的助推器。
在宝山区，通河四村北门绿化带遮挡视线问题，给居民出行带来严重安全隐患。经排摸调查，今年4月，由区政协牵头，一场关于该绿化带调整事项的“双协商”推进会启动。区政协、区绿化市容局、区政协委员多方联动，10天之内迅速解决了这一问题，赢得居民称赞。
委员们关心的议题中，很多都是实实在在的百姓身边事。在今年上半年开展的协商活动中，议题广泛涉及加装电梯、养老综合服务、集中充电设施、社区文化供给、口袋花园项目等与市民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民生议题。
调研后，委员们的建言献策拓宽了基层工作的思路，有效促成了问题解决。不久前，在花木街道“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举行的座谈会上，街道和区民政局负责人当即在会上就15名委员的建言表态：“委员们的意见十分中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优化社区养老服务工作。”
在上海，政协委员下沉基层参与社会治理，始终坚持“衔接不替代、帮忙不添乱、专门不一般”的原则。也就是说，政协协商并不是去替代基层协商，而是注重发挥好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和政协委员的独特作用。
不久前，在陆家嘴街道“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的协商活动上，有长期关注数字产业和信息安全的全国政协委员结合自身工作，建议开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智能居家养老App，纳入“一网统管”应用场景。街道当即表示，已成立“一网统管”应用场景建设领导小组，将系统推进这项工作。
“政协委员中有医生、律师、教师等，还有金融、养老、文化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在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过程中，不同专业领域的委员运用一技之长，提高了基层治理的专业度。”市政协地区政协联络指导组组长于秀芬说。
贯通委员基层协商渠道
委员下沉基层并非“单打独斗”，遍布基层的“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不仅是委员下沉的场所，更是汇聚民意的哨点。
截至目前，已有36名在沪全国政协委员、556名市政协委员以及4301名区政协委员加入组站，总参与率高达88%，实现了街镇设联络组站全覆盖和区政协委员进组站全覆盖。
委员到位后，首先便是协商议题的选择。议题并非由街道政协联络组组长“拍脑袋”想出来，而是由老百姓自下而上提出，经由街道党工委和区政协沟通后最终研究确定。在吴泾镇“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今年还设立了需求清单、资源清单和项目清单“三张清单”制度，联络组根据征集到的15项需求清单和19项资源清单，最终形成9项项目清单，涉及青少年科教课程和社会实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得到政协委员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
有的街镇联络组站，则充分发挥工作生活在辖区内的政协委员的界别特色、专业特长和职业特点。据介绍，成立于2017年的“奉法崇贤”委员工作室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工作室由奉贤区政协委员、区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江敏超依托政协委员奉城镇联络组牵头组建。江敏超把工作室延伸到田间地头、村居门口，打通了委员履职的“最后一公里”，让基层群众通过工作室看到“法官调解”、获取“法律支持”。
去年，工作室迁至奉城镇卫季村，组建“1+1”团队，由江敏超带队，另由3名法律工作人员和1名律师组成一支专业支持团队，工作范围从卫季村到奉城镇、再到奉贤东部地区从而辐射到全区，口口相传，甚至奉贤西部的百姓也会前来寻求委员工作室的帮助。
朱泾镇“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则是建立了两级驻点制度，将政协委员工作站点融入镇、村居两级党群阵地，通过设置调研联系点，每位委员驻点联系一个村居，贯通委员基层协商渠道，帮助委员深度了解基层情况。
吸引更多人参与表达意见
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一些区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功能，委员们扮演“召集人”和“主持人”的角色，让不同主体在协商平台上各抒己见，协商文化在基层进一步弘扬。
在长宁区，针对公安不管、市政不管、小区不管的“三不管”非市政道路长宁路396弄，街道希望运用协商方式探索形成路管会治理方式。“协商，政协有经验！”华阳路街道“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负责人提出：“我们可以参与这个项目，帮助街道规范协商程序。”
基层协商主体是群众，从实际情况看，过去“议事”的主体往往不清晰，常常行政思维大于协商思维，遇到需要协商的事情，存在只找几位关键人代替多数人意见的现象。在长宁路396弄路管会项目中，委员们感觉有必要扩大群众参与，建议就发动成立路管会的倡议书内容、公约条款等扩大征询范围。街道吸纳了委员建议，要求居民区党总支在公约、章程、议事规则等形成前，通过倡议书、电子问卷等形式，不局限于党员、楼组长、部分商户，而是向全体居民及商户征询意见，吸引更多人参与表达意见。
与此同时，委员们在助力基层治理中，也提升了自身履职能力。委员们表示，下沉基层，不仅体现在解决某一具体问题，更在于从个案中归纳梳理出共性问题，从而在政协平台上提出更多有价值的提案和社情民意。
“好的提案和建议，本身就应从群众中来，从基层而来，这一制度恰是搭建了政协委员与基层群众密切联系的平台。”在全国政协委员谈剑锋看来，协商过程不仅畅通了委员与群众之间面对面交流沟通的渠道，更有助于委员调查研究形成更接地气的提案和建议，进一步增进委员同基层的深厚感情。他相信，这一制度优势会真正转化为上海城市治理的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