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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遍布基层

时间:2021-07-30

位于市中心的南京西路街道辖区内,每天有近10万白领工作生活于此,而现有公共停车点远不能满足巨大的非机动车停车需求,非机动车停放管理已成为城区治理的难点。7月初,一场由街道“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牵头召开的协商会令这一难题的解决有了转机。

会场上,来自全国、市、区的三级政协委员实地调研后提出可行性建议,物业管理代表、共享单车企业代表、街面非机动车管理代表和交警支队、社区管理办工作人员等开展面对面协商,初步达成了优化非机动车公共停放区域、落实监督指导机制和加强商务楼宇主体责任的共识。

上海市政协近年来依托各区设立政协委员街镇联络组站,推动统一打造“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平台,积极探索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越来越多政协委员下沉基层调研,发现“真问题”,提出“金点子”,不断转化为基层治理中的“好举措”。目前,全市222个街镇均实现了委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有组织、有计划、有人员、有活动、有经费、有场所”。仅今年上半年,全国政协委员和市政协委员共计232人参加372场次协商等活动,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关心实实在在身边事

千头万绪的治理难题汇聚在基层,随着全国、市、区三级政协委员的加入,百姓“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多了强有力的助推器。

在宝山区,通河四村北门绿化带遮挡视线问题,给居民出行带来严重安全隐患。经排摸调查,今年4月,由区政协牵头,一场关于该绿化带调整事项的“双协商”推进会启动。区政协、区绿化市容局、区政协委员多方联动,10天之内迅速解决了这一问题,赢得居民称赞。

委员们关心的议题中,很多都是实实在在的百姓身边事。在今年上半年开展的协商活动中,议题广泛涉及加装电梯、养老综合服务、集中充电设施、社区文化供给、口袋花园项目等与市民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民生议题。

调研后,委员们的建言献策拓宽了基层工作的思路,有效促成了问题解决。不久前,在花木街道“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举行的座谈会上,街道和区民政局负责人当即在会上就15名委员的建言表态:“委员们的意见十分中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优化社区养老服务工作。”

在上海,政协委员下沉基层参与社会治理,始终坚持“衔接不替代、帮忙不添乱、专门不一般”的原则。也就是说,政协协商并不是去替代基层协商,而是注重发挥好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和政协委员的独特作用。

不久前,在陆家嘴街道“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的协商活动上,有长期关注数字产业和信息安全的全国政协委员结合自身工作,建议开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智能居家养老App,纳入“一网统管”应用场景。街道当即表示,已成立“一网统管”应用场景建设领导小组,将系统推进这项工作。

“政协委员中有医生、律师、教师等,还有金融、养老、文化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在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过程中,不同专业领域的委员运用一技之长,提高了基层治理的专业度。”市政协地区政协联络指导组组长于秀芬说。

贯通委员基层协商渠道

委员下沉基层并非“单打独斗”,遍布基层的“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不仅是委员下沉的场所,更是汇聚民意的哨点。

截至目前,已有36名在沪全国政协委员、556名市政协委员以及4301名区政协委员加入组站,总参与率高达88%,实现了街镇设联络组站全覆盖和区政协委员进组站全覆盖。

委员到位后,首先便是协商议题的选择。议题并非由街道政协联络组组长“拍脑袋”想出来,而是由老百姓自下而上提出,经由街道党工委和区政协沟通后最终研究确定。在吴泾镇“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今年还设立了需求清单、资源清单和项目清单“三张清单”制度,联络组根据征集到的15项需求清单和19项资源清单,最终形成9项项目清单,涉及青少年科教课程和社会实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得到政协委员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

有的街镇联络组站,则充分发挥工作生活在辖区内的政协委员的界别特色、专业特长和职业特点。据介绍,成立于2017年的“奉法崇贤”委员工作室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工作室由奉贤区政协委员、区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江敏超依托政协委员奉城镇联络组牵头组建。江敏超把工作室延伸到田间地头、村居门口,打通了委员履职的“最后一公里”,让基层群众通过工作室看到“法官调解”、获取“法律支持”。

去年,工作室迁至奉城镇卫季村,组建“1+1”团队,由江敏超带队,另由3名法律工作人员和1名律师组成一支专业支持团队,工作范围从卫季村到奉城镇、再到奉贤东部地区从而辐射到全区,口口相传,甚至奉贤西部的百姓也会前来寻求委员工作室的帮助。

朱泾镇“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则是建立了两级驻点制度,将政协委员工作站点融入镇、村居两级党群阵地,通过设置调研联系点,每位委员驻点联系一个村居,贯通委员基层协商渠道,帮助委员深度了解基层情况。

吸引更多人参与表达意见

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一些区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功能,委员们扮演“召集人”和“主持人”的角色,让不同主体在协商平台上各抒己见,协商文化在基层进一步弘扬。

在长宁区,针对公安不管、市政不管、小区不管的“三不管”非市政道路长宁路396弄,街道希望运用协商方式探索形成路管会治理方式。“协商,政协有经验!”华阳路街道“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负责人提出:“我们可以参与这个项目,帮助街道规范协商程序。”

基层协商主体是群众,从实际情况看,过去“议事”的主体往往不清晰,常常行政思维大于协商思维,遇到需要协商的事情,存在只找几位关键人代替多数人意见的现象。在长宁路396弄路管会项目中,委员们感觉有必要扩大群众参与,建议就发动成立路管会的倡议书内容、公约条款等扩大征询范围。街道吸纳了委员建议,要求居民区党总支在公约、章程、议事规则等形成前,通过倡议书、电子问卷等形式,不局限于党员、楼组长、部分商户,而是向全体居民及商户征询意见,吸引更多人参与表达意见。

与此同时,委员们在助力基层治理中,也提升了自身履职能力。委员们表示,下沉基层,不仅体现在解决某一具体问题,更在于从个案中归纳梳理出共性问题,从而在政协平台上提出更多有价值的提案和社情民意。

“好的提案和建议,本身就应从群众中来,从基层而来,这一制度恰是搭建了政协委员与基层群众密切联系的平台。”在全国政协委员谈剑锋看来,协商过程不仅畅通了委员与群众之间面对面交流沟通的渠道,更有助于委员调查研究形成更接地气的提案和建议,进一步增进委员同基层的深厚感情。他相信,这一制度优势会真正转化为上海城市治理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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