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描摹的时代虽短暂，却波澜壮阔，写尽历史之妙、演义之神，其间有说不完的哲理、道不尽的情思，以至形成一脉强劲的“三国学”。古往今来不乏对《三国演义》的评点，《沈伯俊评点〈三国演义〉》（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8月出版）一书是一部值得赞许的用心之作。
民国时期，亚东书局以新式标点推出毛本《三国演义》排印版，自此《三国演义》小说评点本淡出公众的阅读视野。20世纪80年代以来，沈伯俊长期研究明清文学，尤对《三国演义》颇为倾心，著有《三国演义新探》《图说三国》等著作15部。他有“朱墨灿然，敷演天下大势；青梅煮酒，评点三国英雄”用情之语，作者从当代视角回望历史，以家国情怀释读经典，评点文字逾20万，被学界誉为“毛本”之后唯一形式完备的“三国”评点本。
沈伯俊先生毕身沉潜《三国演义》，不仅对其版本进行精心校理，而且对其中丰厚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以及三国文化等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丰硕，被国内外同行誉为“权威的‘三国’专家”。沈伯俊先生肯定了《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的史书探源，从史据和人物塑造上追根溯源，一一指出历史原型与变异，认为《三国演义》成功地将《三国志》的主题意蕴具体化、生动化、形象化。
沈先生判断罗贯中著的长篇小说不止一部，而《三国演义》未必是第一部，将其表述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以求严谨准确。全书校、评相结合，以毛本《三国演义》评点为中心，在每回插入总评、尾评和眉批。沈先生的“校”重在校正《三国演义》毛本的“技术性错误”，从人物错误、地理错误、职官错误、历法错误、其他错误等五个方面入手，细数达九百余处。辨伪匡误，是沈先生校理的精髓，此种艰苦努力非一日之功，他已积40年心血，做到了创造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此书中不乏抽象的理性分析，但更多用的是印象批评方法，也可以称之为“品评”，强调涵咏浸渍和整体直观。他铺展的是阅读时派生的感知印象，若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些品评随意起兴，注重审美感受，有时三言两语，但言简意丰，直达根源。评点者有意放纵目光，探入历史之幽，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与历史、现实做同一生命的律动。注重接受者和批评者对批评对象的直观领悟。评点时比一般人更为敏锐，观察也更显精微。不完全用直觉思维观照批评对象，也注重批评的清明理性，竭力突破自身个性体验的藩篱，追求“批评的公正”。沈先生的评点文字，似“理性的直觉”，又似“直觉的理性”。
沈先生吟咏历史的视角较为普通，祛除了遥望者的批判与高傲，不断寻找新的聚焦点，从众人忽视的事件中见到奇迹，在残垣断壁中汲取灵感，自故纸典籍里叩问本相，这一切离不开写作主体的丰富想象力和情感投射。“曹操仍可算刘备的平生知己”，此语充满纠正式的书写，不是以建构大的理论框架见长，而是注重自我情感的抒发，对历史进行为我所用的剪裁、拼接。
在史实的钩沉、梳理中，沈伯俊小心谨慎地给出结论。他细心观照助推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尽量公允客观、不带偏爱和挟私地展开评说，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努力将我们带入历史人物的本真心理，揭示了历史发展轨迹的偶然性，这在历史人物曹操、诸葛亮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曹操向王允借七宝刀以图刺杀董卓一事，沈先生评点道：“欲刺董卓，先借宝刀，预留后路。虑事之老练周密，又非常人可及。”这样的评点可谓客观公允。他对曹操的政治智慧、吸纳人才、发展生产等举，笔端颇多赞誉。
最难能可贵的是，沈先生指摘《三国演义》存在的多处疏漏，比如：“这十五年占了整个蜀汉历史（221-263）的三分之一强，其间蜀汉政局有什么发展变化，几任执政大臣有什么功过得失，后主是怎样逐步由庸主变成昏君的，作品完全没有描写，这不能不说是《三国演义》后半部内容的一大缺陷。”这无疑准确命中了《三国演义》前半部分精彩而后半部分相对稀松的艺术缺憾。类似的评点还有对孙权“嘱讫而薨”的评点：“仅就立嗣问题而言，便拖延多年，败着不断，弄得父子反目，大臣凋零，朝纲不振。当他临终之时，不知有多少悔恨，多少担心，《三国演义》却都没有写，实在可惜！”沈先生不迷信古人，且追思不断，所以能在评点时接连提出新知新见。（姜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