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快递包裹，映入眼帘的是八九个少年的青春背影，以及赫然在目的五个宋体加粗字“青春正阳光”。杨智俊的《青春正阳光》（团结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这本新作一入手，看到“青春”这个词，熟悉之余，更多的是一丝隐隐的担忧。这种担心并非毫无原因。“青春写作”基本已被韩寒、郭敬明等一批80后作家提前消费了，并且形成了两种模式化的文本意识形态：要么一本正经地“为赋新词强说愁”；要么掰着指头细数“梦里花落知多少”。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更加可怕的是，青春文学在电影娱乐产业和大众文化工业的包装与兜售下，几乎被透支殆尽。在这种强大的审美惯性和写作无意识的诱导下，要想写出“青春”的独特性和异质感是极具挑战意味的。
然而，读完小说集中的《安眠药》和《手》之后，终于松了一口气。必须承认，杨智俊的写作着实为“青春文学”正了名。随着阅读的深入，越发觉得原本稀松平常的题目“青春正阳光”耐人寻味起来。不管是作者本意如此也好，还是笔者一厢情愿的文本误读也罢，笔者更愿意将题目解读成“青春正面是阳光”，它的另一重意思就是“青春反面是阴影”。正面照射的阳光越强烈，背后的阴影就越是清晰可见。杨智俊的小说集突出地呈现了这一现象。小说的“沉沦与痛苦”篇大体呈现的是青春的阴影面积，而“希望与新生”篇则主要表现了青春光照下的温暖与柔情。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小说集的主题是“青春”，然而，其着力点并非是“青春写作”，而是“有关青春的写作”。在杨智俊的小说中，很少会发现第一人称叙述，大多数情况下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甚至有些故事乍一看似乎与“青春”并没有太多关联，例如《新法养鸡》《租羊》《夜色温柔》《酸枣》等篇什。正是这些非第一人称的、看似与青春无关的小说扩充了“青春”的内涵与外延，即在杨智俊的笔下，“青春”并不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自伤自悼、自怨自艾，而是被放大为不同身份、不同性别、不同遭际的无数个“他者”的集体无意识，乃至是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精神青春期和社会症候群的深层书写。
当然，杨智俊的小说并非没有瑕疵。坦诚地讲，这些缺陷就像小说的优点一样显而易见。其中，最大也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作者的表达欲望和对话冲动过于浓烈。他不仅为书中两个部分各取了一个篇名，还分别用一段话对篇名进行了充分注解。即便如此，还是意犹未尽，甚至在每一篇小说的开头都安排了一个由名人名言构成的题记，似乎生怕读者看不懂小说想要表达的主旨是什么，而过分贴心地总结概括好了中心思想或形而上内涵。这种表达欲求反而给读者带来一种画蛇添足的冗赘感，甚至还有些许稚气未脱的程式化遗痕。
在笔者看来，产生这种缺陷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来自于80后作家群体的集体无意识。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市场的开放，80后作家为了在大众文化场域中争取更大话语权，主动以“青年亚文化”姿态向精英文化发起挑衅。这一群体特征在90后作家身上却几乎荡然无存，90后发展了另外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空间和文化趣味，因此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会时常遭遇“语言不通”的尴尬。《青春正阳光》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表达欲求和对话冲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作者的代际特征和潜意识。
造成这种现象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作者的写作动机和隐含读者定位存在一定问题。显然，作者在创作之初，希望读者群越大越好，为了照顾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作者认为有必要提供一个故事的中心思想，同时为了获得专业人士的青睐，作者又试图让每个题记带有强烈的形而上属性。其实，无论如何装点，一部作品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此外，作者在文本中控制欲过强，也不符合文学的创作属性。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文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对未知的好奇和对可能性的容留。在现代文学创作伦理中，作家应自觉地建立起叙事者与读者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这不仅是出于对读者的尊重，同时也是对作者自己叙事能力的自信。毕飞宇在《小说课》中指出：“在文本中，叙事者的能力越大，权力就越小；相反，叙事者权力越大时，能力就越小。”这里的“权力”指的是作者对于笔下人物的钳制力，而“能力”指的是作者对自身写作水准的自信程度。如果一位作者急于把自己的思想套到人物身上，那么，笔下的人物势必无法按照各自的行为逻辑自由发展。由此，就容易出现“语言与人物不符”“千人一面”“观念先行”等缺陷和弊端。（赵振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