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扶贫办新发布的通报显示：2018年，鄂州累计发放扶贫小额贷款1692户、金额约7919.7万元；扶贫小额信贷户贷率15.85%、超过全省平均水平2.33%。作为典型的插花贫困地区，鄂州市5.43万名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中，82%因病、因残致贫，实际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不到20%。在这样的群体中，“贷得出”和“贷得到”同样艰难，而要确保扶贫小额信贷安全也非易事。
锁定“四有”标准应贷尽贷
如何挑选合适的对象放贷，是各银行面临的首要难题。
2017年3月，鄂州农村商业银行承接全市扶贫小额信贷任务，并率先推出“基准利率、全贴息、免抵押、无担保”产品。意外的是，这样“实惠”的产品一起步就遇冷，“大部分贫困户一听到贷款，就担心还不起。”梁子湖区支行信贷经理高国珍说，这一度给放贷带来困难，甚至出现粗放式“漫灌”的做法。
到了2018年，全市扶贫小额信贷工作的合作银行增加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鄂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鄂州分行，分别对口支持鄂城区和华容区，而鄂州农商行则只对接梁子湖区。“这样做既增强了信贷资源，又从过去银行和全市对接转变为区行对接，压实了基层责任，更利于精准‘滴灌’！”中国人民银行鄂州市中心支行负责人鲍明星说。
“在先期探索基础上，我们将信贷对象锁定为有创业意愿、有劳动能力、有产业项目和有较好信用的‘四有’贫困户。”鲍明星说，申请信贷名单先由乡村两级扶贫部门推荐，再经银行业务员实地走访比对，对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应贷尽贷”。其中，贫困户信用由村组投票评估。
去年，3家银行接到各区扶贫办推荐贫困户名单2551户。数月内，近百名业务员进村入户，走访了4008户贫困户，最终筛选出符合贷款条件的贫困户1929户，并在流程上删繁化简，提供绿色通道。
与此同时，启动协调督导机制，凡接到“贷不到款”的反映，就从市人行、市扶贫办及3家银行抽派工作人员到现场联合调查，了解真实原因。“从一开始投诉较多，到现在几乎再没接到类似问题的反映。”人行鄂州市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科科长姜光磊说。
做贫困户的“发展顾问”
太和镇的胡道海年少时外出打工，前些年因患胃病返乡休养。去年，他流转了村里100多亩闲置地，并在高国珍协调下申请扶贫小额贷款，买回管道、租上挖机，改建虾稻共养池。
“我有种植养殖经验，也闯过市场，碰上好的政策，还怕脱不了贫？”刚过而立之年的胡道海信心满满。
“现在，一遇到有贷款意愿的贫困户，银行业务员大都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但并不是贫困户想贷多少就贷多少。”鄂州农商行董事长邹家勇说：“为预防信贷风险，业务员还要做贫困户的投资顾问。”如一位贫困户曾想贷10万元办养鸡场，但在银行调查分析后，他只贷了4万元，如今项目顺利推进，还贷压力并不大。
人行鄂州市中心支行副行长杨钊说，扶贫小额信贷并不只是“送钱”，关键在于帮助贫困户理清发展思路，让其对自身的生产经营有本“明白账”，通过自力更生拔“穷根”。碧石渡镇龙会村以贫困户为法人代表成立专业合作社，成功吸纳当地10余户贫困户为社员，通过申请扶贫小额信贷，合作发展蔬菜种植基地、管理流转土地，使贫困户成为带地带资入股的股东。
“这种做法使贫困户学有标杆、干有标准，再通过产业政策引导规模化经营，进而形成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杨钊说。
业内呼吁注重政策连续性
截至目前，鄂州市扶贫小额信贷尚未出现风险。“我们将在到期还款的贫困户中评选诚信户，并在原贷款授信额度基础上适当提高再贷款额度。”农行鄂州分行副行长顾文胜表示，该行利用村“两委”熟悉全村情况的优势，建立扶贫小额信贷监督激励机制，让金融扶贫见实效、可持续。
然而，几家银行负责人均认为，随着大量贷款逐步到期，提高贷款质量将是今后金融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最令他们感到困惑的是贷款模式变动频繁：先是“户贷企用”，但为防止贫困户将贷款放入企业坐等分红的“养懒汉”现象，这一做法去年上半年被叫停；接着，有关部门先后推行过“户贷户用户还”、“户贷户知户还”以及允许一定比例的“户贷企用”等模式；去年下半年又推行“一自两合”，即自身发展为前提，通过“合伙”、“合作”等模式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现在刚接到的通知称，‘一自两合’又将调整。”邮储银行鄂州分行行长叶兵说，这的确令大家感到无所适从，以至于出现到了年终还在赶任务的情况。去年底前一个多月，该行在信贷目标调整后，抓紧和区镇政府沟通协作，最终通过高强度工作完成了2000多万元的放贷任务。
鄂州市金融办副主任秦剑涛说，扶贫小额信贷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以贫困户为中心，建议有关部门注重政策的连续性，不必在执行层面一个模式管全局或管到底，而应在效果导向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各地探索创新。(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劲松 通讯员 曹彦)
（责任编辑：陈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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