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70周年。70年来，人教社研究、编写、出版了11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儿童少年的成长。近年来，还圆满完成了国家统编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的编辑和出版发行工作。历代教材建设，饱含了编者们耗时多年的心血。
在中小学所有学科当中，语文是最为特殊的学科，并且，社会对语文教材的变动也异常关注，由此产生的讨论也最为激烈。语文教材到底是如何编写的？编者对于社会的热议如何看待？长江日报《读+》邀请到人教版语文教材编者之一程翔，就热点问题作出回答。
人物简介：程翔，北京一零一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全国中语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从事中学语文教学38年，参与人教社初、高中教材编写工作20年。受聘为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首批专家，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编写委员，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从教者到编者
从未离开三尺讲台
参加工作38年，程翔的工作地从山东迁到北京，从泰安六中到北大附中，再到北京一零一中学；从一线教学到副校长，从教师到教材编写委员，经历可谓丰富，但他从未离开过挚爱的三尺讲台。
即便是今天，程翔仍然带高二两个班的语文课，还奔波在一零一中教育集团各个校区，听课、座谈，帮助一线教师提高业务水平，并负责校刊《远方》的编辑工作。写文章、做研究，够忙的了，但他跟普通老师一样，上课、备课、批改作业、辅导学生，一点都不落下。
程翔是语文教坛赫赫有名的人物。熟悉他的人评价道，他酷爱课堂、痴迷教学，视课堂为生命。为学生讲课的程翔，是个彻头彻尾的“激情派”，他的课堂有种难言的魅力，坚持不用PPT ，一根粉笔、一本教材、一问一答，让学生如沐春风。这也难怪，1994年31岁的程翔就被评为语文特级教师，这一纪录在全国实属罕见。
他是“教者”，也是“编者”——编写中学语文教材的人。20年前，程翔参与全国乃至地方语文教学活动，发起成立全国青语会，积极参加全国中语会活动，拜识了许多老前辈，并被聘请为人教社高、初中语文教材编写委员，参加了必修和选修教材的编写，还与章熊先生一起主编了高中选修模块《文章写作与修改》及教师用书。近年来，程翔还参加了初中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
既是“教者”又是“编者”的双重身份，使程翔开始理解编者的意图，以此反观自己的教学是否达到理想状态。如今，从教近40年，参加教材编写工作20年，程翔懂得了“教教材”与“用教材教”的关系，更懂得了“课文”二字的精髓。
说到底，编写出来的教材尚是一种“理想”，教师要去落实“理想”，这其中必定要打破隔膜。在“课标-教材-教学”这个链条中，教师要负起最后环节的责任。对此，程翔熟稔于心。
为追溯教材中的一则典故
翻阅了国内各大图书馆藏书
又到一年银杏黄，秋风吹落满地金。
每年这个时候，学生就会手捧一堆“金扇子”，将程翔围住，请他在银杏叶上题写喜欢的字：“和”“爱”“德”“勤”“孝”“仁”……程翔的小楷很是雅致。写完后，他还会郑重其事地盖上印章，送给学生。
“我特别喜欢给学生带去‘诗意的栖居’的启发，让周围的生活浸泡在文化之中。”秋日时节，从教室窗户望向校园内那片金黄，美得让人心醉，为此，程翔还专门写过一篇《银杏叶正黄》的散文，与学生交流感受。
作为语文教师，程翔似乎做了很多“没必要”的事。因为教材中的一篇《愚公谷》，程翔对《说苑》做起了研究，为此翻阅了国内各大图书馆所藏的《说苑》版本，还跑到俄罗斯，找到宋代最好的版本。他还研究《论语》，不断拓展语文教学研究的范围。细算下来，程翔至今已出版了《说苑译注》《说苑评注》《论语译解》《语文教改探索集》《课堂教学的研究与实践》《课堂阅读教学论》《一个语文教师的心路历程》《我的课堂作品》等13本专著。除此之外，程翔平日里也爱写点散文、小说，在书房一呆就是几个小时，2020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那棵槐树》。疫情期间，程翔除了授课，还创作了一部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
他也是这样要求和培养青年教师的。学校有一位青年教师是古代文献专业毕业的博士，近些年来这位老师参加了《全元词》的整理工作。程翔对此称赞不已，他认为教师就是要一手教书，一手学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也正是这些看似“没必要”，成就了程翔的职业理想。他笃定表示：“我刚参加工作时就给自己定下目标，要做教育家，要做学者型教师，不做教书匠。”他大学毕业前写过一首诗，其中两句是：“群峰嵯峨无足道，踏出青山路一条。”
“一个中国的语文教师，教的是母语，就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研究。语文教师不能满足于教好课，让学生喜欢，这只是最基本的要求，还得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站在文化的制高点教书。”程翔身兼北京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的硕士生导师，这正与他“学者型教师”的理想相吻合。
【访谈】>>>
英国的教材一定会选莎士比亚，我们的当然要选唐诗宋词
读+：为什么公众对教材的“一字之增删”都会密切关注？体现在语文教材上尤其如此。
程翔：因为它是母语，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母语的环境中。母语是一个人的精神家园，抛弃了母语，就找不到回家的路。社会上对教材的变化关注、联想甚至批判是件好事，正说明大家都很关心母语教育，关心祖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如果大家不关注，反而不正常了。
教材总会有些变动。比如鲁迅的个别作品在教材中撤出，引起了广泛争议，这很正常。毕业多年的人，读书时可能因为一篇文章改变了他的人生。突然有一天，那篇已经融进他血液中的文章撤出了，他从情感上接受不了，就会追问：变动的依据是什么？合不合理？这太正常了。当年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因为中央广播电台更换了“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前奏曲，我就写信询问中央广播电台，得到了他们耐心的回答。
教材的变动是常态，不必大惊小怪。教材有时代性，时代发展变化了，它也应该随之发展变化。语文教学在不断发展进步，教材也在不断调整。
读+：您是否看过其他国家的母语教材，跟我国的比，有何发现？
程翔：我关注过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我也看过美国和德国的语文教材。其实，所有国家的母语教材，都在表达一个主题——爱国主义。所有国家都会珍爱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选择那些最优秀、最著名的作家作品到课本中来。像美国的教材一定会选马克·吐温，英国的教材一定会选莎士比亚。我访问英国一所中学的时候，刚好碰到学生学习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学生读原文，你读一段，我读一段，像是在表演。
西方国家的语文教学重视戏剧，我们的语文当然要教唐诗宋词。我们有我们的传统，比如我们的传统之一就是诗歌散文特别多。辞赋是中国独有的，比如“赋”这种文体，在外语中找不到对应的单词。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再到元曲、明清小说，从孔子、孟子到黄宗羲、龚自珍，每个人身上都打上了深深的中华民族的烙印。在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的语文教材里，也有很多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篇章。
中国人的语文，一定要走中国的路子，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母语的教育，中国不能照搬。这是中国语文学科特殊性的一个表现。我反对那种动辄用西方理论来要求中国语文教育该如何如何的行为。中学现行十几门学科中，大部分内容是西方科技知识，唯独语文学科的内容是地地道道的“国货”。
语文教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使者，一定要弄清“语文”的前世今生
读+：我们从小上语文课，但“语文”二字怎么理解，“语文课”是否等同语言文字课？
程翔：语文课教的是国家通用语，它是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国家有专门的语言文字政策。宪法里原话是：“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短短一句话，赋予了语文学科重要的任务。还有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不学语文是违法的。走进中小学的校园，你会发现有这么两句标语：“讲普通话”“写规范字”。普通话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纽带。
语文老师要弄清“语文”的前世今生。汉字，承载着中国人的记忆。从甲骨文到今天，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的文字中断了，只有汉字一脉相承。无论我们的方言读音多么复杂多样，但写出来的汉字总是一个模样，大家都认识。这非常了不起。历史上是书同文，今天是语同音。语文课责无旁贷。
所以一个语文老师，要懂得汉字的来龙去脉，要对汉字有深刻的认识。我始终认为，一个语文教师一定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使者、传播者，一定要有文化使命感，而不仅仅是只盯在分数上。要教育学生热爱母语，对母语心存敬畏，对汉字心存敬畏。认认真真写好每一个汉字。热爱母语就是热爱祖国，母语强则国家强。
读+：好的文章那么多，选进教材的标准是什么？
程翔：教材选文是有依据的。之前我们跟着苏联叫“教学大纲”，现在叫“课程标准”。其实我们很早以前就叫过“课程标准”。现在又回到“课程标准”上去了，俗称“新课标”。
编写教材，首先是分册进行。现行语文教材是由一个个单元组成，单元主体是一篇篇课文。有的课文是教读，有的是自读；自读还可以分为课内自读和课外自读。每篇课文的身份和分量是不一样的，所承担的功能也不完全相同。
教读就是给学生作示范，启发学生由此及彼，举一反三，体现迁移的效果，在自读时也能触类旁通、融会贯通。这就体现了叶圣陶的教材思想。叶老说，教材无非是个例子。但这个例子要选好、编好，不能随随便便选一篇。我们会广泛搜罗样文，反复比较，讨论很久又放弃的文章很多。能选进课本当课文的，一定是文质兼美的文章，有代表性，经得起推敲。
读+：从“大纲”到今天的“新课标”，到底是用语上的变化，还是根本核心的变化？
程翔：变化很明显，“大纲”是粗线条的，“新课标”就细致多了。就拿高中新课标来说，它把学业水平分为五个层级，很具体，体现“标准”的含义。还有对考试的要求，过去对考试的要求很简略，但现在更为详尽。总体看，是越来越科学和完备。最重要的是，明确提出了“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概念，从语言、思维、审美、文化四个维度上提出了详细要求，并形成了较为科学完备的课程框架。
语文教师应该是一个有文化追求的人，要站在文化的制高点上来教语文
读+：编写教材，要考虑到选取的文章成为教材后，是否会存在负面影响。作为编者，这种考虑是不是很多？
程翔：应该考虑这个因素。但顾虑太多，教材就没法编了。比如说《雷雨》，有的读者曾经批评曹禺，说你写的《雷雨》是个什么东西，里面乱搞男女关系。这说明他没有读懂《雷雨》。经典是不容易读懂的。高中新的统编教材选进了《复活》中的一段，涉及聂赫留朵夫诱奸玛丝洛娃这个敏感的话题，难道语文教学就回避吗？不是。这些深刻表现人性的作品，对学生有教育意义，没有必要回避。语文教材中还选了许多歌颂美好爱情的诗篇，但并不是鼓励中学生谈恋爱。
读+：编写教材的人是怎么判断学生适不适合学这篇文章，到底是深了还是浅了？
程翔：这么多年来，我们编教材前，都会先翻翻前人编写的教材。鲁迅活着的时候，他的《狂人日记》就已经选进教材了。鲁迅知道后很担忧，说《狂人日记》不是写给孩子们看的。但是，如果只选那些专门写给孩子们看的作品的话，中学语文教材也没法编了。编写教材的人，有教材专家、大学教师、教研员，还有中学教师。教材编者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的接受力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使文章有接受上的困难，不是还有一线老师的引导启发嘛。事实证明，这些年来语文教材所选的文章总体上是恰当的，学生是欢迎并接受的。
读+：好的老师如何打破教材和教学的隔膜？
程翔：像朱自清，曾是中学教师，又是学者，又是作家。这种人当时有一大批。这应该成为语文教学的优良传统。到了当代，这种传统一度中断。能接续这一传统，是我的理想。我认为一个语文教师，应该是一个文化人，要有文化追求。首先要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其次还要有学术上的追求，第三要做一个文学爱好者，最好是有点文学创作。我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语文教师应该是一个有文化追求的人，要站在文化的制高点上来教语文。
除了日常教学，我对《说苑》《论语》进行了研究，逐步深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核当中。我对古代的版本学、目录学、典藏学、校雠学等都有所涉猎。直到今天，我依然没有中断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一个语文老师，要批改学生的作文，如果自己不会写作，不懂写作规律，怎么能对症下药呢？
（记者｜秦孟婷 海报｜赵健 李玉莹）
【编辑：张靖】
（作者：秦孟婷 赵健 李玉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