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义
中国区域文化版图中，湖南是非常独特的一块。打开湖湘文化地图不难发现，沿湘江北上，随着历史的推进，从永州至衡阳过娄底、湘潭至长沙再北入岳阳洞庭，形成一条千里湖湘文脉;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毛泽东等一代代湖湘人杰书写了湖湘文化特有的家国情怀。这种为世人津津乐道的胸怀天下、舍我其谁的家国情怀背后，绵延着深邃的历史根柢，即湖湘好学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生成长之梯、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通俗地说，学习是人生的第一粒纽扣。一个地方是否人才辈出，首先取决于是否有好学风。
湖湘好学风有三大明显特征：一是民间重视教育;二是重视读书价值观的培养;三是自觉的文化传承。
重视教育，为湖湘好学风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的湖南官学并不发达，但自宋以后，随着文化重心的南移，湖南民间私学发达，书院遍地。“天下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以南岳衡山为中心出现了一个千年书院传统，以岳麓书院为代表，在全国影响巨大。发展到晚清，湖南出现了一个军人办学传统，湘军将领大兴书院之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先后在湖南甚至全国兴办了许多书院，光是左宗棠就兴办过30多所书院，300多座义学。
近现代湖南军界人物迭出，与湖南的军事教育格外发达关系甚大。自1890年曾国荃在南京设立江南水师学堂开始，湖南人重视军事教育风气日盛。1897年湖南巡抚陈宝箴设立武备学堂，后改为湖南陆军小学堂;民国初年，谭延 在长沙创办湖南陆军讲武堂，学生中很多人成为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如彭德怀、黄公略、张子清等;1926年，创立黄埔军校长沙分校;1938年黄埔军校第二分校又从武昌迁至邵阳武冈。
清末最早的新式学堂也出现在湖南。1897年，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等人开办时务学堂。1905年科举废除前后，湖南官绅大都热心教育，捐资办学的风气十分浓厚，并且实行奖励政策，对那些优秀的自费出国留学生给予奖励，直接促成湖南出国留学热潮，出国留学人数居全国第一。
湖南巡抚赵尔巽积极开办各类实业学堂，发展职业教育，重视新式教育。教学内容从单纯学习传统经典转而兼重西方格致之学，学风也从单纯的修身养性、笺注训诂，转向注重经世致用，以培养经国济世的人才为主要目的。
这一切，为湖湘好学风奠定了基础。
好学风，培养了湖南人正确的读书价值观。
“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中国传统的读书观是将读书与做官画等号的。但我们从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匾额就可以看到，湖南教育讲求的是经济之学，与时俱进。南宋时朱熹批评教育的现状是“老师以学校为传舍，学生视老师为路人”。但他来到湖南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风景。历任书院山长都以书院为家，有的甚至毕生精力都在书院。这些校长们既是当世大儒，也是职业教育家，他们把教育视为毕生的志业，把书院看作人生的舞台，个人价值与社会责任一体担当。反过来，岳麓书院也成为成就校长们德行、学问、声誉的平台。他们耐得住大寂寞，坐得住冷板凳，隔江冷看滚滚红尘，闭门热对莘莘学子，一边教书育人，培养人才，一边刻苦钻研学术，著书立说，取得了教学、学术的双丰收。
书院师长大多主张政治与教育不可分割。政治是立制度轨，管理国家事务的;教育则是陶冶社会风化，维系人心的。如张 认为，“善政谓立之制度，普教谓陶以风化”。张 把教学看作政事之先，强调政治以教学为先务，办学校就是搞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明人伦。他们要求生徒不但要会科举，还要有对文化、对社会的担当;既要掌握儒家经典，知道如何做人，做一个“致君泽民”的经世之才，也要学习具有应变社会生活的基本能力，“出为良臣，处为良士”。
嘉道年间，整个国家人才匮乏，林则徐、曾国藩等人都发出了国家匮才之忧，但是在欧阳厚均担任山长期间，岳麓书院却人才辈出，青年学者不远千里而来求学岳麓。仅道光五年(1825)就有28人中榜，培养出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刘蓉、李元度等大批湖湘才子，半部中国近代史都被他的学生写了。
乾隆年间担任书院山长的旷敏本所作的一副对联，更是鲜明地道出了岳麓书院的教育理念和特有的文化：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
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上联说：是非、毁誉、得失各有所归，学生要懂得独立分辨是非，至于得失、毁誉皆可置之度外;下联是说：君亲恩、民物命、圣贤道这三者才是学生要重点思考的问题。上联讲忧乐，下联讲责任。面对是非、毁誉、得失，要能够审慎权衡，有些东西要能轻轻放下;面对酬恩、立命、传道，要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有些东西要能勇敢担当。
校长们如此，那些后来功成名就的学生，也强调培养经世学风、去除学习的功利性，分清读书与科举。如得益于科举的曾国藩多次对弟弟们说，“科举，得不足喜，失不足忧，总以发愤读书为主”。他把读书的目的分为一是进德，一是修业，科举只是尽孝的工具。左宗棠也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考特进身之阶耳”。这样一种读书价值观突破了读书与做官、发财之间的等号。
分清考试与读书，对于现代人有着重要的启示。流行的“读书无用论”就是将读书与考试等同起来，如果把读书看作是为了考试，那么一旦不用考试了，所读之书自然就无用了。
基于此，湖南学子大都不把读书看作是做官的门径。曾国藩有著名的“四不”：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能文不求名。刘蓉年轻时学识广博，但他根本不去应考做官。彭玉麟一介儒生，却六次辞官不要。青年毛泽东则指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修学储能，进而去发现大本大源，然后去寻找主义。这并非少数人的表现，而是湖南社会的一种风气。这也是为什么承平时代湖南人才相对沉寂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他们看来，读书旨在经邦济世，因而一旦国家出现危机，他们就敢于挺身入局，将他们的才学展露出来。所以，同样是读四书五经、程朱理学，晚清那批湘军将领却能将这些看似无用的学问发挥出最大的功效。
正因为如此，一旦他们进入官场，又能打破做官与发财之间的等号。如曾国藩将“做官以不要钱为本”列为八本之一;左宗棠给儿子孝威的家书中写道：“我生平于仕宦一事，最无系恋慕爱之意，亦不以仕宦望子弟。惟常尽力，以上报国恩，下拯黎庶，做我一生应做之事。”魏源、谭嗣同、黄兴、蔡锷等人无不把做官看作是报国的途径。这是一种深沉的家国情怀，是湖南好学风的基因孕育而成。
好学风，培养的是人心，传播的是风气，培育了湖南读书人担当大任的精神和忧患意识。
湖湘好学风还具体表现在湖南学子突破读书与做官、发财之间的联系后，建立起读书与社会、国家之间的联系，有一股勇于担当的气质。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不仅自己立下大志：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而且告诫子侄，人要有光风霁月之志，“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唯志而已”“立志之始，在脱习气”。以之读书,得古人意;以之立身,踞豪杰地;以之事亲,所养惟志。左宗棠教育子侄“读书做人，先要立志”。强调“长一岁须长一岁志气，刻刻念念以学好为事，或免为下流之归”。他要孩子们向圣贤看齐，想一想古来圣贤豪杰在我这般年纪时，是何气象?是何学问?是何才干?我现在哪一件可以与他比?想父母送我读书、延师训课，是何志愿?是何意思?我哪一件可以对得起父母?看同时一辈人，父母常夸赞者是何好样?斥骂者是何坏样?好样要学，坏样断不可学。心中要想个明白，立定主意，念念要学好，事事要学好。自己坏样一概猛省猛改，断不许少有回护，断不可因循苟且。湘军儒将罗泽南说：“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毛泽东读书时即立下求真理之志：“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无得，即终身无志。”
好学风的精髓就是要端正读书价值观。不解决读书为什么，书读得再多也无意义。正是读书立志，孕育了湖南学子敢于担当的家国情怀。曾国藩说：“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方有成事之可冀。”以他为代表的湘军将领既无守土之职，也无抚民之任，但他们勇敢地投身于卫道保民的时局;更重要的是他们既无兵、无饷、无权，又没有半点经验，属于典型的“专业不对口”，但是他们没有等待，而是“以实心行实学”，付诸实际行动。此后在辛亥革命中，黄兴、蔡锷等人同样如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人更是如此。促使他们走出救国救民之路的，不是高官厚禄，而是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
好学风，培养了湖南人的文化自信和自觉的文化传承意识。
湖湘好学风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历史上湖南人对自己的同乡前辈先贤都表达了高度的尊崇和自觉的文化传承。如宋朝的周敦颐、明清之际王夫之、晚清的曾国藩、现代的毛泽东等，都成为后世湖南人的偶像。
作为影响千年之久的程朱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首先成为历代湖南读书人的精神偶像。
宋代湖湘学派的奠基者和开创者胡安国、胡宏父子二人，成为周敦颐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诠释者，也是周子理学坚定的信奉者。父子二人虽祖籍不是湖南，但长期生活在湖南，特别是胡宏，几乎将自己看作是湖南人，他还直指周敦颐“功盖在孔孟之间”。清代嘉庆年间，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袁名曜，在岳麓创建濂溪祠，特祀周敦颐，其出发点和理由便是――(岳麓)书院为湖南学者萃聚之地，濂溪周子为湖南人，尤当建专祠，于从祀外加特祀，以彰俎豆先贤之谊。此后历任山长都重视周敦颐，建祠立像，成为标配，要求湖南人“读周子书，继周子业”，传播其学术思想。
晚清出现的一副著名对联更是道出了湖南学者对前辈先贤的敬仰和文化自信：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看看，这是何等的文化自信。本来湘江不过是长江的一条支流，但在作者看来，长江千里反成其余波。这话颇有几分道理，因为在晚清，千里长江的肃清，是湘军的功劳，而湘军将领大多是湖南读书人。没有这些人，读书人哪有安静的环境读书?其作者王 运，被称为一代狂人、无双国士，对周敦颐非常服膺。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是继周敦颐之后湖南读书人的另一个精神偶像。王夫之在清初举起过反清的大旗，失败后四处流亡，他的学术思想非常渊深，但在清朝的境遇很尴尬。到了晚清，学者邓显鹤即开始点校王夫之作品;咸丰年间，曾国藩等人还上书朝廷，为他配享孔庙而努力。同治年间，曾国藩组织人手，搜集整理编纂《船山遗书》。湘军水师大将彭玉麟在衡阳捐资修建船山书院;郭嵩焘在长沙为他建祠，公开祭祀王夫之，彭玉麟死后，他又负责起船山书院的管理，并邀请王 运去主持讲学。而王氏竟然忠诚地主持书院20多年之久。继之者无不以王夫之的学术、人品为楷模，纷纷推究仿效。
这些湖南人，都是想通过弘扬船山精神，重振湖南人的文化自信，提高湖南文化的地位，唤起湖南人的觉醒。
“天下治乱系学风”“学风正，君子兴，则天下安;学风不正，妖孽横行，则天下危。”明清之际大儒顾炎武在总结明亡清兴历史经验时认为，明末之所以“亡国亡天下”，皇帝落得个自缢景山结局，士人“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是重要原因。他从三个方面对明末空疏学风进行了具体的批判：“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不习、不考、不综，这样空疏的学风不仅于国于民无益，而且对读书人自己也不利。这从一个反面证明了湖湘好学风的价值所在。湖湘好学风归结一个字，就是“实”，扩而言之就是“实事求是”。湖湘好学风，孕育了湖南人的家国情怀。它既是湖湘文化的历史传统，也是现代湖南人传承家国情怀的现实途径。这一宝贵传统不能丢，现代湖南人应当向我们的前辈湘人看齐。
(作者系长沙税务干部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