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9日，一位36岁的美籍华人女性，在美国加州自己的车内开枪自杀，结束了年轻却又伟大的生命。
她叫张纯如。
今天上午，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馆遇难者纪念馆悼念广场西侧的张纯如铜像前，为她举行悼念仪式，沉痛缅怀这位伟大的女性。
悼念仪式现场
纪念馆馆长张建军在悼念仪式上说：
“转眼间， 14年过去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为世界记忆名录，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了这一惨案；14年过去了，国家公祭已经在这个场馆举办了4次，还将每年举行；14年过去了，2015年设立的铜像，这背后的爬墙虎叶子绿了、红了、落了，轮回了13载。”
“张纯如的言行启示今天的我们，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世人，是一种责任；与故意的遗忘者和可耻的否定者斗争，是一种勇气。我们会永远记得张纯如，记得她为研究和传播南京大屠杀历史做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说起她的伟大，必须要把时间倒退回1995年那个炎热的夏天。
1995年，时年27岁的张纯如，从美国只身一人来到南京，为的就是写一本让西方世界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英文书籍。
张纯如在南京，都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王卫星（左一）、段月萍（左二）和杨夏鸣（右一）
在南京走访调查的短短一个月里，张纯如获得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副馆长段月萍女士、江苏省行政学院杨夏鸣教授以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卫星等中方人员的鼎力相助。
NO.1 “这个小姑娘行吗？”
看到年轻的张纯如，中方人员心里就不禁嘀咕：这么个小姑娘能完成这么艰巨的调查任务吗？
一个月里，张纯如用自己的认真、严谨和极强的专业素养征服了所有人。
来南京前，曾在美国主流媒体工作过的她，花了两年的时间在美国收集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带来南京。
张纯如很敏感，也很理性，对任何不明白的问题都会追问到底。
一次她询问中方人员：“1937年的冬天冷吗”“1937年南京人吃什么”“1937年南京的马路是柏油路还是石子路”？
面对中方人员的疑惑，她解释道，她是想了解当时的南京人在和平时期的生活状态，这样才会与侵华日军的暴行产生对比，她想把这种战争罪行带来的对比写出来。
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回到宾馆后，她还要将中文资料与英文资料加以对比，并在一份30年代的南京地图上进行标记。
张纯如打字速度极快，几乎在翻译人员口译完成的同时，她也完成了英文录入。
然而由于调查时间很紧张，张纯如与中方人员还是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午夜十二点。
在最终翻译对比幸存者口述及文字资料的工作完成后，张纯如高兴地说：“她们的证词与当年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马吉、麦卡伦等人日记中的描述完全吻合，说明他们的日记是真实可信的。”
1995年，张纯如（右二）走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左二）
NO.2 爱恨分明
曾陪同张纯如的王卫星老师回忆，张纯如爱恨分明，具有强烈的正义感。
当王卫星根据资料一字一句讲述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时，他发现张纯如常常满脸憎恶的表情。
而在讲述南京难民在大屠杀时的悲惨遭遇时，她又流露出同情、悲伤的表情。
有时她甚至不得不停下正在打字的双手，以稳定自己的情绪。
在打字记录日军暴行时，她会不停重复：“人怎么可以这样？人怎么可以这样？”
张纯如在大屠杀幸存者家中采访
NO.3 麻烦出现了
在王卫星等中方人员的帮助下，张纯如的采访调研一直比较顺利。
没想到，在她即将离开中国时，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出现了！
张纯如走访幸存者时拍摄的录像，是她采访调查的宝贵资料，为防止录像资料的遗失或者损坏，她坚持要求复制一份拷贝留在南京。
当时的中国，录像机还不普及，即使少数人家拥有录像机，也都是PAL制式，而张纯如的美国录像机是NTSC制式，两种制式之间不能互相转录。
王卫星与杨夏鸣先后借了几台录像机都因制式不同无法转录，甚至在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的电子设备室也找不到！
怎么办？
情急之下，王卫星猛地想到涉外酒店可能有为客人提供电视录像节目的服务，那里可能有NTSC制式的录像设备。
他们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到金陵饭店，结果居然被他们在金陵饭店一个设在半地下室的设备室里找到了。金陵饭店毫无保留的将崭新的设备借给张纯如。
张纯如说：“南京人，真好！”
现在，这盘留在南京的拷贝，成为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NO.4 之后的故事
张纯如回国后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了。
1997年她出版了那部著名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引发轰动。
2004年，备受精神疾病折磨的她，开枪自杀。
其实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的贡献，还不止那部《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
张纯如在南京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就发现有多处提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因此拉贝在她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回美国后，她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找到了拉贝先生的后人，在多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使这本尘封多年的拉贝日记第一次展现在人们面前。
《拉贝日记》
张纯如的南京之行，还带来了许多在美国收集的南京大屠杀资料，其中魏特琳日记的片段让中方研究人员如获至宝。
在此之前，中国学者虽然知道魏特琳曾写过日记，但并未看过内容。
张纯如带来的日记片段，使中国学者第一次了解到日记的内容，这对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张纯如回到美国后，很快向中方提供了日记的全文复印件。
魏特琳女士和她的学生
NO.5 舌战日本右翼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出版后，张纯如被日本右翼势力围攻。
日本驻美大使向张纯如“约战”进行电视辩论，年轻的张纯如慨然应允。
在电视辩论中，她用在南京调查期间获得的大量史料，有力回击了日本右翼的挑衅，也让更多美国人了解到南京大屠杀这段真实的历史。
王卫星老师等中方研究人员后来看到电视辩论的视频时，心潮澎湃。
他说：
“今天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人，应当把历史真相告诉每一个人，使南京大屠杀的悲剧不再重演，让世界不再有战争和恐怖，让子孙后代永远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之下。
这正是张纯如所期望的未来，也是对她最好的纪念。”
1995年，张纯如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记者 付岩岩 通讯员 王诗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