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年底，凌继河都为当地农民发放种粮奖金。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本报记者 万仁辉
眼下正是晚稻收割季节。最近几日，每次站在公司门口，望着南面上千亩稻田里稻穗迎风起伏，凌继河总会想起40年前那个日子：1978年11月12日。
那一日，17岁的凌继河第一次出远门，从安义县鼎湖镇西路村出发，在村里组织下前往海南三亚某公社学习水稻育种技术。当时交通条件有限，同村一行10人在南昌、株洲、广州、湛江、海口辗转数日，最后抵达三亚。
当年的学习，让凌继河成了“半个”水稻种植专家，尤其对于如何培育优质高产水稻，他掌握了门道，与水稻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凌继河第一次远行的那个月，中国也正经历巨变。随着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按下红手印，签订“大包干”契约将土地承包到户，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由此拉开。
40年过去了，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凌继河投身了商海，一度跳出了“农门”。但最终，他还是选择返乡以农民为职业，开办了现代农企。
吃饱了饭
在凌继河去三亚学习水稻育种前，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安义县鼎湖镇西路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体制下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农业耕作模式。那时，村民还有另一个称呼――社员。大家靠挣工分过日子，多数人干活劲头不足，农作物产量较低。
“由于生产力落后，社员基本靠天吃饭。”凌继河回忆说，那时亩产粮食也就100公斤左右。每年收粮食时，生产队要留足公粮、种子粮、储备粮等，然后按人口和工分数分配口粮到户。
当时，凌继河一家共19口人，兄弟姐妹加起来有15人，都是长身体的年龄，饭量大。但一年下来，早稻加上晚稻，一家人只能分到大约500公斤谷子，时常无法保证一日三餐。
一天经常只吃两顿，晚饭没着落时，只能饿着肚子睡觉，个中滋味，凌继河始终记得。他说，在读小学和初中的那段时间，一年中最期盼过年，因为平时挨饿，过年家里才有肉吃。
1978年，为了解决粮食产量低下问题，西路村派出水稻制种分队前往三亚，学习培育高产水稻，凌继河是成员之一。
学成归来，制种分队带领村民科学种田，从施肥、打药、晒田，每一环节都用技术说话。两三年下来，西路村稻田亩产增加，农民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
真正打翻身仗还是要靠改革。1983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各地推开，安义县正式实现分田到户，西路村农民生产积极性完全被调动起来。分田到户那一日，村子里沸腾了，比过年还热闹。
“我们家人口多，一共分到57亩田。那时候，身边的乡亲们种田热情高涨，都铆足了劲下地干活，几乎家家户户都开启起早贪黑的模式。”凌继河说，虽然他在家里排行老八，但父亲考虑到他学习过种植技术，让他当家，带着十几个兄弟姐妹种田。
海南的学习经历让凌继河对种子非常在意，在他看来，好种子才会带来好收成。加上他精通除草灭虫、施肥灌水等种植技术，他家稻田的产量在全村总是数一数二。“每亩产量一般比别家多出百来斤。”凌继河说。
粮食增产，让凌继河一家体会了丰收的喜悦，也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更让凌继河开心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一家人肚子填饱后，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分田到户给农村带来的改变，不仅仅是粮食增多了，饭能吃饱了，它同时把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富余劳动力成为一个新名词。1984年，凌继河发现田地里的活不需要那么多人干了，他抽身出来，带着一个弟弟做起了小商品买卖，家中稻田交由其他兄弟姐妹打理。
凌继河刚开始做小商品零售生意时，每天往返安义县与靖安县之间，最高收入可达每天50元，后来转为做批发生意，最高收入可达每天500元。随着生意越做越大，1993年后，凌继河离开安义。在外闯荡多年，他的身家也从上百万元升至上千万元，家里的田地也租给别人去打理了，凌继河也实现了当年许多农民的梦想：跳出“农门”。
做回了农民
跳出了“农门”，凌继河却始终对田野充满了眷恋。每次回乡看望父母时，他还是习惯去田野里走一走，看一看，闻着稻花香，异常清爽。
慢慢地，他发现田野里越来越没了生机。十几年下来，随着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农老龄化、农村空心化日趋严重，21世纪的头几年，甚至出现了农田抛荒现象。
“拿早稻来说，若亩产为350公斤左右，以每50公斤120元计算，每亩收入不足千元，再刨去种植成本，剩下纯收入每亩只有大概500元。就算种上10亩地，忙碌三四个月，也只能挣到5000元，平均每月1000多元。”凌继河多次听到村里人在他面前表达无奈，称外出务工的收入比在家种田多一倍，甚至多几倍。
凌继河看到和听到的并不是特例。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后，农产品价格一度出现波动，再加上农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农业税费改革等农业政策的多次调整，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受到影响。特别是随着外出务工农民增多，联产承包责任制增产增收的制度效应开始下降，闲置农田渐增，“谁来种地”成为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
从小在田间地头长大的凌继河，回想着曾经在田间劳作、收获的场景，看着眼前无人打理的田地杂草丛生，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经过一番思考，凌继河有了新的打算。
2009年，带着对农业机械化、专业化、规模化的向往，凌继河弃商从农，成立江西省绿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再次一头扎进田间地头，做回了农民。
要实现规模化经营，获得土地经营权很重要。一开始，凌继河便围绕土地流转下了一番苦功夫。第一年，面对村民的疑惑和家人的反对，他挨家挨户做工作，但推进艰难，离他梦寐以求的规模相差甚远。
是改革给了凌继河驰骋天地。2014年，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启动，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2014年4月，我省正式启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办证工作。同年，凌继河所在公司获颁全省第一张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证书。随着流转规模不断扩大，如今其公司土地流转面积已增至3.8万亩，涵盖安义县、乐安县、莲花县等多个县。
为了把流转的土地管理好，凌继河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管理方法，即将农田分片，聘请种粮能手管理，组成几个生产队，并确定一个基本产量，按月给种粮能手发工资，到年底则根据其最终完成的产量结算年终奖。
98万元、140万元、156万元、288万元、228万元、308万元、330万元，2012年开始，凌继河坚持每年给在公司管理农田的农民发放年终奖，总金额已经超过1500万元。他说，明年，公司发给农民的年终奖金额有望超过400万元。
连续多年被评为“种粮状元”的刘高美，奖金最多的一年超过30万元。而在2010年还未加入绿能公司前，他在鼎湖镇打理家里的20几亩地，一年总收入不超过3万元。
在刘高美看来，现在公司的生产队和村里分田到户之前的生产队虽然听上去一样，但功能其实大不相同。“现在的生产队只是分组合作，实际上我可以从公司拿到土地租金、5000元的月工资以及年终奖等3份收入。而以前生产队只是计公分，然后分些粮食，很难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这些年，刘高美先后从公司领取奖金近180万元。如今，作为职业农民的他，每天开着小车去种田，农闲时带着家人外出旅游，完全颠覆以往“晴天一身土、雨天满脚泥”的农民形象。
“90后”做了职业农民
与刘高美一样，熊海仁也是绿能公司种田生产队的一员。稍有不同的是，出生于1995年的他来自南昌市新建区，是公司年纪最小的农民，经常要面临别人提问“为什么选择来安义当农民？”
记者初见熊海仁时，他正开着一辆四驱拖拉机从农田里回来。瘦瘦黑黑的他从车上纵身一跃，跳到地面，一副干劲十足的样子。
“一开始，我不是自愿当农民，以为农民只是适合父辈的职业。”熊海仁说，他中学肄业后长期赋闲在家，父亲担心他误入歧途，带他到安义尝试种田。让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绿能公司施肥、装袋、运输等环节都已实现机械化，种田并非想象中那样辛苦。加上“基本工资+奖金+股份分红”的薪酬制度，他决定留下来。
机械翻耕、机械播种、机械开沟、机械喷药、机械收割以及机械烘干…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绿能公司已发展成一家拥有430多套农业机械、一个年产10万吨优质大米加工厂、一个日处理能力700吨烘干厂的农、工、贸一体化的现代化农业生产企业，生产队的种粮能手也被打造成了一支机械化“部队”。这都是熊海仁在家看父亲种田时完全想不到的画面。
除了早稻和晚稻，绿能公司还种植再生稻和一季稻。每个生产队的早稻规定产量为亩产350公斤、晚稻亩产400公斤、再生稻亩产650公斤、一季稻亩产525公斤，超产25公斤以下每公斤奖励1元，超产25公斤至50公斤则每公斤奖励2元，超产50公斤以上每公斤奖励2.6元。
熊海仁所在的生产队由两对夫妻组成，除了他和妻子外，还有另一对夫妻一起负责打理600亩稻田。去年，这个生产队共领到了14万元的年终奖，每对夫妻各拿一半。
熊海仁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们夫妻俩一个月工资5000元，1年6万元，加上年终奖，两个人一年挣了13万元。“我现在当农民，工资不比在外务工的亲戚朋友少。”
现在，在熊海仁心里，农民这个职业，不再是不适合年轻人的不体面职业。恰恰相反，新型职业农民，会逐渐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来自省农业农村厅的统计数据显示，随着土地流转面积不断扩大，农业机械化和科技水平普遍提高，我省农业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已成态势，全省农村合作社共有6.74万家，家庭农场3.9万家，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2.5万人。
近年，凌继河一直在琢磨推动公司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的方法。如今，他在大力发展再生稻绿色健康产品的同时，建立实体线下销售配送、互联网线上销售配送，并且在基地建设和生产布局上向休闲、观光、体验等乡村旅游方面拓展。
此外，凌继河还开始探索土地托管模式，从水稻种植产前、产中、产后提供服务，其中包括农资、机械、粮食烘干收购服务等。服务其他农户，带动更多农户致富，这是他现在的心愿。
【亲历者说】
改革开放这40年，我完成了从农民到商人再到农民的身份转变与回归。在这过程中，我体会到了“不忘初心”的重要性。
我在农村长大，田里的稻子、地里的菜，我都知道怎么种、怎么收。以前分田到户后刚做小生意时，即使家里其他兄弟姐妹负责干地里的活，我每天早上还是习惯先到田里看看，再出门进货。再后来常年出门在外，每次回乡，我必须做的一件事还是去地里走走。
现在，有人喊我“田老板”，但我给自己的定位是“田保姆”。虽然现在开车出门多，但我的后备箱一直放着一双雨靴。任何时候想下地看看，我换双鞋就直接去了。
我喜欢与土地打交道。我会继续推广“绿能模式”，每年给公司种粮能手发年终奖，按照“良种、良法、良田”的做法，通过引进优良品种、实现全程机械化、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带领更多的年轻人投身农业。
――江西省绿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凌继河
【见证者说】
江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间断输出商品粮的两个省份之一，也是长三角、珠三角和闽三角等地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基地。我省农业在全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改革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展开农业改革画卷，我们可以看到，我省用好确权登记颁证成果，加快土地经营权有序规范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因地制宜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组合拳”，巩固全国粮食主产区地位；以现代农业“百县百园”建设为抓手，着力打造集生产、加工、物流、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农业全产业链；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加快推进适用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等等。
总的来说，近年来，我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积极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走出了一条具有江西特点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省农业农村厅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处处长 刘国昕
【专家说】
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两次大的土地制度创新，都引起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第一次“两权分离”，农民生产自主权、自由择业权增加了，带来了农业产量增长、农户收入增长；第二次“三权分置”，带来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小规模、分散化经营逐步向适度规模转化，国家农业政策也由“普惠性和增产导向”向“适度规模和优质导向”转变。
“绿能模式”的案例说明，企业经营、合作经营、家庭经营并没有互相排斥，在农业龙头企业内，通过契约相互依存，优势互补，并存发展，实现龙头企业与农户双赢。
“绿能模式”较好地解决了绿色农业发展动力不足、农业技术需求不旺、农业实用人才后继乏人等问题，是“三权分置”的具体实践探索形式，可为各地农业经营模式创新提供借鉴。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翁贞林
【记者手记】
抓住机遇 乘势而上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翁贞林常年专注农业经济制度研究。2014年，他开始关注“绿能模式”。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凌继河，他提到的一句话让记者记忆犹新：“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充分利用政府引导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农业等政策导向，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拓展服务范围，凌继河之所以能抓住这些机会，背后原因是他一直对我省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充满信心，且找准了抓手。
凌继河的信心并非空谈。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全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推进，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不断改善。
我省是农业大省。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视察时，反复叮嘱要坚持做好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也提出，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在城乡融合上求突破，统筹城市发展、乡村振兴。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正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需要以新理念、新思路谋划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发展，需要加快调整农业结构，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需要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特色农业和品牌农业……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省“三农”工作任重道远，其中既有机遇也有挑战。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新时代江西定会在希望的田野上播下新的种子，迎来更丰硕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