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奥运中国军团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报道，中国举重队女队主教练张国政最近遇到了一件烦心事，也许一直到2020年东京奥运举办之际，他将依旧为此寝食难安。
“天津全运会看得我直皱眉头，可以说是中国女举在近几届全运会水平最低的一届！”
说起9月份闭幕的全国运动会，张国政感慨连连。如何挖掘新人备战东京奥运会，成为他全运会后面临的最大挑战。
张国政并非危言耸听。今年全运会女子举重7个级别比赛中，有5个级别的冠军成绩低于上一届全运会；尤其是中国女举的优势级别75公斤级，冠军成绩竟然比上届全运会低了25公斤之多！中国女举成绩整体下滑成为不争的事实。
全运会前后，新华社记者在不同项目国家队进行调研采访中发现，像张国政这样忧心忡忡的教练还有不少。备战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仍受比赛规则把握不够精准、大赛经验欠缺、人才青黄不接、情报搜集不力等问题制约。如何实现东京奥运大捷，无疑在考验着中国竞技体育领导者和执行者的智慧和胆识。
部分优势项目里约低迷引反思
诸如羽毛球、体操这些中国体育的“梦之队”，在去年里约奥运赛场上遭遇“梦魇时分”。当时，中国羽毛球仅获2金，射击仅得1金，体操断崖式崩盘，寸金未得。
业内人士表示，最大问题出在对项目发展规律、训练理念上出现偏差。
对规则理解不透、应对不足，是中国体操和射击等项目在里约暴露的问题。体操队领队叶振南对新华社记者表示，里约失利源于中国体操界对国际新规则理解不够透彻，过于强调动作难度，忽视细节导致扣分。展望东京奥运会，叶振南说：“我们的选手还是很有实力的，里约奥运会输在‘最后一公里’，我们不甘心。”
中国射击队领队肖昊鹏回忆里约表现时说：“射击比赛规则修改之后，比赛观赏性和不确定性大增，中国选手显得不够适应，影响了发挥。”
此外，比赛、训练的关系没有理顺也是一些项目面临的问题。叶振南说：“上个奥运周期我们参加的国际赛事相对较少，外国裁判对我们选手缺乏了解，而体操是个打分项目，这也是我们包含艺术表现力在内的完成分不高的原因之一。”
在今年10月举行的体操世锦赛上，中国队以3金1银2铜的战绩高居奖牌榜榜首。叶振南对此保持清醒头脑。他说，由于里约奥运会后一些国家进行了新老交替、一些优秀运动员尚未开始系统性训练，而中国队队员因为要准备全运会所以状态保持得比较好。因此，世锦赛并非各国选手真实实力反映。
他说：“现在就说我们已经触底反弹还为时过早，但可以说里约的失利让我们在东京奥运会时处在一个拼搏冲击对手的位置，这可以算一个心理上的优势。”
备战东京奥运受到多方掣肘
一个奥运周期时长四年，但我们真正的备战要从全运会后才正式拉开大幕。如此说来，实实在在的备战时间不足三年。新华社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人才青黄不接、待遇偏低、教练流失、金牌理念混乱迷茫、情报搜集不力等都是目前备战工作中存在的较为急迫的问题。
在被称为奥运夺金“大户”的中国举重队，老运动员去留未定、新生力量不足问题困扰着男队、女队两位主教练。男队主帅于杰说：“里约奥运会金牌得主龙清泉、伦敦奥运会冠军吕小军一个28岁、一个33岁，能否坚持到东京奥运会很难确定。”
按训练计划，挖掘新人的计划今年就该实施。张国政为此颇感为难：“从全运会来看，中国女举人才断档、年龄结构偏大；有的级别高水平的选手太少，只有独苗苗。”
待遇偏低、国家队津贴十年不变，也成为影响一些优势项目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备战心态的因素。例如在中国举重队，伦敦奥运会男子77公斤级冠军吕小军从所属单位天津体育局领取每月3000多元工资（税后），再加上国家队的津贴2000多元，他的月收入一共5000多元。
吕小军的教练2007年就进入国家队，这里的津贴标准十年没变。他说：“我在国家队的津贴每月3000多元，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待遇确实需要提高。即使运动员拿到世锦赛冠军，这一年的收入也就十几万；没有拿到好成绩的运动员，每年的收入就只有工资加队内津贴了。”
国家体操队运动员、教练员的待遇与举重队相似，领队叶振南说：“教练员们除了训练还要养家，大家都有一定的生活压力。比如世锦赛冠军的奖金为8万元，这还是很多年前制定的标准。”
据记者了解，提高运动员和教练员待遇、细化奖励激励机制已经被国家体育总局提上议程，有些国家队经过改革后已经让大家尝到甜头。例如中国冰球协会5月就公布了中国国家冰球队的薪资标准，入选国家队的运动员最高月收入税后可以达到四万元人民币。
待遇低，压力大，这间接导致中国优秀教练员的流失。叶振南对此深有感触。他说，俄罗斯和罗马尼亚体操实力大不如前，都是因为教练流失到西方国家。中国一些优秀运动员退役后不愿留队当教练，要么选择到西方国家当教练，要么进军商界、进入行政管理部门，长此以往将直接影响一些优势项目的执教水平。
中国体操就是典型一例。叶振南说，帮助中国体操队在北京奥运会创造前所未有辉煌的教练班子，到里约奥运周期只有黄玉斌一人还在坚守，其他人都在美国各个俱乐部任教。相比之下，日本体操界从运动员转行成为优秀教练的比比皆是，很多运动员教练员都出自体操世家，事业的传承做得非常好。
奥运金牌大战也是情报大战。与日本由本国体育厅牵头建立体育情报大数据中心相比，我国的情报搜集和分析有些落后。中国摔跤队教练许奎元表示为此头痛不已。他说，中国选手备战东京奥运要针对不同对手进行专门训练，但目前缺乏录像资料，也无专业人士参与，只能自己动手到网上搜索资料和其他教练队员。中国射击队也存在类似问题。
中国体操队格外重视情报搜集，有专人负责。叶振南表示，从今年世锦赛表现和中国队获得的信息来看，日本男队的水平在里约奥运会后有了进一步提升，除了在男子团体和个人全能上的传统优势外，日本在跳马和单杠项目上也冒出潜质很高的新人，而日本女队聘请俄罗斯教练后成绩上升很快，喊出冲击女团奖牌的目标，对我们形成更大的竞争压力。
除了上述问题需要解决外，促进中国竞技体育长远健康发展更需要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金牌观。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卢元镇说，我们反对“唯金牌论”，但不能否定金牌的价值，不能忽视竞技体育崇尚竞争的文化。
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认为，淡化金牌并非不要争金夺银，现在有些舆论对竞技体育的目的理解存在一些偏差，我们有些运动员的精神境界与国外运动员相比存在差距，备战东京奥运会亟待重新认识“金牌”和“超越自我”的内涵。
权宜、长效措施双管齐下破除奥运危局
目前世界主要体育强国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对奥运金牌都异常重视，客观上对中国在东京奥运会可能获得的奖牌数量造成挤压。要想破除东京奥运危局，专家和体育界人士建议，要使用权宜和长效措施双管齐下，在对策上要打好“组合拳”。
距东京奥运开幕不足三年，“赛事驱动”和“规则研判”应成为备战东京奥运的“非常手段”，要科学安排国际比赛，最大限度通过对抗提升队伍能力。对此，需要在多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规划。
此外，还应重视国内重大赛事和奥运会之间的衔接。钟秉枢建议，将全国锦标赛等比赛的成绩与奥运选拔机制相结合，同时探索国家队与地方队之间在赛前选拔、赛中训练、赛时激励、赛后总结等方面形成有机联动。
业内专家认为，在最近两个奥运周期，射击、体操等项目的规则经历过较大变化，对规则的不适应成为射击、体操等队伍在里约奥运会上表现不佳的重要原因。即便是乒乓球、跳水这样的传统优势项目，也不断面临规则变化。备战东京奥运，各支队伍需要研究并吃透新规，吃透规则之后，就需要进行针对性训练。
比如，里约奥运会女子4×100米接力预赛，本已出线的中国队因美国队上诉导致重赛结果无缘晋级，这件事情已经给我们发出警示：中国要想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要在尊重和熟悉规则的基础上，学习利用规则，争取权利。
另外，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国际体育组织的工作，广交朋友，提升中国竞技体育的国际话语权。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地研究规则、顺应规则，更应积极争取成为国际体育组织的领导者，参与规则的修改制定。
叶振南说：“体育活动中我们也要有大国外交的风范。提升国际话语权、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扩大中国体操技术的影响力，这对我们的选手在奥运会等世界大赛上取得好成绩也非常重要。”
培养优秀的体育外交人才已是日本、俄罗斯、英国等国家的体育部门必备任务，日本奥委会下属的国家训练中心，有一门课程叫“国际组织领导人培训营”；在俄罗斯外交学院，还有专门对退役知名运动员进行培训的“体育外交系”。
此外，提升科技、信息保障，加强对手信息收集能力，创新训练手段以及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加强对参赛运动员的保障，也是备战东京奥运会的速效“非常手段”。这点日本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里约奥运会期间，他们在距离奥运村步行10分钟的地点设置了“多途径服务保障中心”，通过提供综合性、战略性的服务保障，提升运动员大赛临场发挥，帮助运动员获得更多奖牌。
速效“非常手段”也许可以立竿见影，但是从长远来看，正在修炼“内力”的中国竞技体育更需要长效机制建设。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运动员和教练员普遍斗志昂扬，但在备战措施、人才选拔、教练遴选、整体规划等方面仍存在着困惑和迷茫。
回忆国家队在历届奥运会的起起伏伏，叶振南表示，汉城、雅典和里约奥运会的失利“并非对手打败了我们”，而是我们队伍“在训练、管理和决策方面出现了问题。”他说：“中国队在今年世锦赛的表现提振了我们打好东京奥运会的信心。我希望有关方面能尽快在顶层设计上明确国家队的管理体制，明确责任，理顺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