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琰难掩失望
昨晚的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中，韩国队以4分07秒361的成绩获得金牌，第二个冲过终点线的中国队，以及加拿大队均被判犯规。赛后周洋洒泪表示看不懂。国际滑联短道速滑技术委员会主席娜塔莉·兰伯特介绍，现场裁判拥有最多的摄像机角度，对场上情况的掌握相比观众更加全面，作出的判罚是准确和公正的。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国际滑联理事的大杨扬也认为，裁判如果吹黑哨，会遭到吊销资格的处罚。她也认为中国队需要读懂规则，同时在该领域增加影响，避免因为“朝中无人”，不了解裁判判罚尺度，造成对运动员的伤害。
队员落泪“看不懂”
这场决赛，中国队派出范可新、周洋、李靳宇和曲春雨的阵容。中国队领滑到第25圈时，范可新未能守住位置，韩国队趁机冲到第一，并将优势保持到终点，中国队第二个过线。但所有人都没想到，剧情会出现惊人反转。
经过长时间的赛后录像判定，裁判判罚中国队犯规无缘奖牌，韩国队以4分07秒361成功卫冕。赛后接受采访时，老将周洋哽咽了，“等判决的时候，看一直在放韩国队摔倒的画面，我们一直还在期待，结果出来后很失望，我是参与者，但是越来越看不懂短道了！”
范可新赛后自责没有滑好，也强调自己手上绝无犯规动作，“我们根本就没有做任何触碰、阻拦对手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被判犯规，我对这个判罚真的是特别不服。最后一棒如果我自己没有滑好，是我自己没有做好，但是把我们判罚了，成绩都没有就无法理解了。”
李琰曾强调避免犯规
自从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第一个比赛日，判罚已成众矢之的。在国际滑联发表声明后，主教练李琰也表示尊重判罚，要求队员避免犯规。但判罚还是来了。
根据国际滑联声明的解释，在已经结束的3个比赛日，一共有20次犯规，这20次犯规被判罚给了11个不同国家的运动员。所有的犯规均为阻挡犯规。李琰曾表示，会按照这个标准，要求中国短道速滑队一定要当心阻挡的问题，尽量避免明显的身体接触。
昨天的判罚出现前，李琰显得非常紧张，在判罚出来前一刻，她甚至转过身，背对着大屏幕，根本不敢看结果。而等到她转过身时，判罚出现了，中国队再次吃到犯规，姑娘们准备的国旗不能再举了，李琰双手抱头，久久没有动作。
裁判不敢吹黑哨
中国接力遭判罚激起中国观众怒火。但从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裁判名单看，并无裁判来自韩国。昨天短道速滑主裁来自美国，助理裁判来自匈牙利、日本与荷兰。技术代表来自瑞士和意大利。国际滑联短道速滑技术委员会主席娜塔莉·兰伯特此前接受中国媒体采访也强调，裁判拥有最多的机位和专业精神。大杨扬介绍，吹黑哨的后果很严重。
对于有声音认为东道主对裁判队伍施加影响，兰伯特介绍说，每场比赛都由一个四人裁判团队执法，包括一名作出最终决定的主裁判，两名助理裁判和一名视频裁判。判罚依据来自视频回放系统。“我们的视频回放系统由6台摄像机组成，每一侧各3台，冬奥会期间，我们还与平昌冬奥组委会转播团队合作，借用了他们的28台摄像机，基本可以保证‘无死角覆盖’”。
兰伯特强调，由于电视机前的观众往往只能看到电视台提供的一个角度或者几个角度的电视转播镜头，对于场上发生的情况无法全面掌握，因此很容易受到影响和误导，但实际上，裁判的判罚才是最准确、最权威的。
担任国际滑联理事的杨扬也认为，裁判在冬奥会上，针对某个国家，集体吹“黑哨”不太可能。“现在摄像回放等辅助条件越来越好，让很多场上细节看得比以前更清楚。如果有很明显的倾向性是不允许的，裁判可能会被吊销资格。”
中国吃亏“朝中无人”？
连续判罚让中国运动员“吃亏”后，有声音认为中国需要加强裁判队伍，争取让更多中国人得到短道速滑的裁判席位。大杨扬也表示中国需要在相关领域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她也认为，短道速滑队应该研究判罚特点，尽快帮助队员适应目前的判罚标准，避免吃亏。
兰伯特对中国媒体表示，裁判“压力很大”，但裁判的工作是通过自己的专业性、客观性让比赛顺畅进行。“他们是赛场上最深入了解这项运动的一批人，也是最深入了解运动员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的任何一次判罚都有可能产生相应的影响，因此他们在每次判罚前都会长时间研究录像，尽可能做到公平、公正，不想看到任何错判、误判的产生。”兰伯特说。
谈到判罚标准，兰伯特介绍，裁判会通过视频回放分析，原则上故意冲撞对手、绊倒对手、让对手身体失去平衡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领先的运动员有权利挡住身后的运动员。但在直道上，领先的运动员也不能通过变道影响身后运动员。另外如果是为了保持身体平衡轻微的身体接触是被允许的。
大杨扬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这次国际滑联主席提到，要注意运动员的手上动作，也要在意外道超越和横切动作。“对于裁判规则的熟悉和了解，也是比赛的一部分”。此外她表示，前面的经验教训要好好总结，在比赛中不给裁判判犯规的机会。
谈到中国体育的话语权，杨杨也有感悟，“原来讲话语权争夺，更多是争取利益、去呐喊、去抗争，但实际上中国人能够为世界贡献一些智慧，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话语权。而且重要的话语权，是参与其中的规则制定。”在2010年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后，杨扬更加在意了解国际组织的文化和工作流程，“过去八年，我作为运动员代表，在国际奥委会不下十个委员会都有工作经历。快20年的国际组织工作经历，我感觉自己还在成长，你不成长就无法抓住机会。”
不过据杨扬了解，现如今虽然有很多中国运动员出现在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运动员委员会里，但“活跃的并不多，有的甚至只去参加过一次会议，这里面有语言的障碍，也有工作能力的障碍”。杨扬希望有关部门可以给运动员更多机会，鼓励他们完成角色转换。
文/本报记者 褚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