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遥古城，位于西大街的日昇昌票号总号引得不少游人驻足。布局紧密的庭院建筑称不上恢弘浩大，却透露着雅致与古朴，正如晋商严谨务实的性格。
日昇昌票号承载着山西商人智慧与信义，展现着他们过人的商业头脑和探索精神，也见证着自晚清至民国的深刻历史嬗变，记录着一个民族艰难转型的步伐。
票号由山西商人始创，日昇昌是我国第一家票号，开专营汇兑、存款、放款等金融业务的先河，对晚清至民国初年的经济金融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银行业的鼻祖。
当时，平遥西达蒲村李家经营“西裕成”颜料庄，有不少分号，山西人在外经商人多，将大量银两运回不便，就将银两交至颜料庄分号，回老家后在总部汇兑银两。渐渐地颜料庄汇兑业务利润竟超过专营颜料收入，道光三年左右，在经理雷履泰的建议下颜料庄专营汇兑，成立“日昇昌”。
日昇昌兴盛时分号遍布数十个省，受它影响，山西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构成巨大而严密的金融网络。余秋雨《抱愧山西》中写道：“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作为晚清民间商业贸易发展的资本流动载体，以日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发展历程中深深烙着晚清政治的烙印。
鸦片战争后，面对与西方列强日益拉大的军事实力差距，清政府不得不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求得短暂和平，巨大的赔款数额给中央财政带来沉重负担，加之国内民怨四起，清政府一时陷入内外交困的泥潭之中，这时正处于盛期的山西票号便成为清王朝的一根“救命稻草”，对晚清的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同治年间，票号开始经营公款兑换业务。在清政府的税收体系中，各地上缴中央政府的款项称为“京饷”，中央政府向财政困窘的省份拨出或在各省间调拨的款项称为“协饷”，这些款项均由官方以现银运交，但这时各地起义四起，道路多被阻塞，清政府只得开始寻求票号的帮助。
同治六年，日昇昌票号为浙江汇兑京饷六万两，三年后又从广东汇兑京饷两万两，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时，慈禧携光绪离京西逃，行至山西时曾命各省将京饷直接汇解至山西票号总号。除了京饷还有协饷，同治、光绪年间都有日昇昌票号在各省间汇兑朝廷协饷的记录。随着洋务运动开展，建设海防、修筑铁路等政府款项，也借票号汇解。光绪十二年，日昇昌等九家票号将四川省上缴的十万两海防经费汇兑至海关衙门；光绪十六年，广东省将响应朝廷修筑关东铁路政令而筹措的五万两经由日昇昌等票号的分号汇兑至北京。
这一时期山西票号不仅是民间贸易载体，更是成为国家经济运行命脉，提高了清政府办事效率，降低了行政成本。
清末不平等条约使清廷收入捉襟见肘，将赔款款项分拨给各省承担，日昇昌等山西票号也开始承担起汇解清廷对外赔款和借款的任务。甲午战败后清廷签订《马关条约》，需向日本赔款总计三万两，日昇昌票号便将山西所负责的款项汇解至北京；《辛丑条约》签订后，日昇昌票号又为河南、四川等省份汇解过所分担的赔款款项。年复一年的大量赔款和镇压内乱的支出使各地方政府难以承担，日昇昌等山西票号又开始为各省垫付款项，等到当地的税收收缴后再归还。此外，日昇昌票号与政府高级官吏之间也多有交好，更使票号成为清廷维持统治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
然而，日昇昌票号缔造的商业传奇也终究未能逃过新旧时代更迭的动荡，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接连不断的内乱起义以及与国门洞开相伴而来的西方现代金融业的传入，都冲击着坚持传统经营方式的山西票号。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轰然倒塌，日昇昌票号难以收回款项，账目亏空而损失巨大，被迫撤回各地分号。民国21年，日昇昌票号因入不敷出宣布改营钱庄，艰难地走完了这座“金融帝国”的最后征程，也合上了属于山西票号历史的最后一页。
如今日昇昌票号总号旧址已建为中国票号博物馆，黑漆的“日昇昌记”牌匾依旧高悬在大门之上，门侧办理汇兑的柜房，两边的休息室和会客室，仍然是熙熙攘攘，不过不再是昔日风尘仆仆的商人，而是流连寻觅的游客。
灰色的砖瓦院墙历经百年风雨，仿佛诉说着这曾属于平遥昔日的辉煌与骄傲，宛如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见证过岁月流逝和时代变迁，默默追思着过往，也凝视着未来。
王苏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