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著名地方史学者刘大鹏对晋祠在山西名胜中的地位，有一个一锤定音似的结论，他在专著《晋祠志》中斩钉截铁地说：“三晋之胜，以晋阳为最；而晋阳之胜，全在晋祠。”这让读过这部晋祠专门志书的太原乡亲，在内心一直为刘大鹏使劲鼓掌。
应该会有人对太原土著刘大鹏笔下的晋祠表示不服，但刘氏定论也不是基于乡愁偏爱的无原则选择。只要静听李白、司马光、欧阳修、范仲淹、元好问、于谦等各代顶级文人游历晋祠后发出的赞叹，就会明白刘大鹏遵循着说老实话、做老实人的准则。清代“平生载酒”“万卷书留”的大学者朱彝尊，是古代文化名人中来游晋祠次数最多的人，他从康熙四年（1665年）首游后，于康熙五年（1666年）二月和八月、康熙六年（1667年）三月和秋天、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又来数次，这位被康熙皇帝特准在紫禁城骑马的人物，25年间千里迢迢六游晋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眷恋？
可以肯定的是，一生都对中国古典经史保持好奇的朱彝尊，对这片悠远故祠的今日容颜和往日时光同样充满好奇。吸引朱彝尊挑剔目光的，不仅仅是“绿水碧波绕回廊而鸣奏，红墙黄瓦随树影而闪烁”的绮丽景致，晋祠名号屡屡随社会更迭出现变迁，并导致晋祠空间布局和祭祀人物发生变化，才是让浙西才子魂不守舍的历史之魅。
实际上连绝大多数太原人都不知道，从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首次记录在《水经注》时起，1400多年以来，晋祠的名号发生了12度更迭，竟高达9个之多！
《水经注》里的太原晋祠，名字还是供奉指向明确的“唐叔虞祠”，但到东魏学者祖鸿勋写《晋祠记》时，就更名为文化内涵更宏大也模糊起来的“晋祠”。到北齐，按《魏书·地形志》的说法，“晋阳西南有悬瓮山，晋水出焉，东入汾，有晋王祠”，晋祠变成了“晋王祠”，但史书未见唐叔虞获封“晋王”的相应记载。这个名号用到天统五年（569年），崇尚佛法的北齐后主高玮一高兴，晋王祠随即被“大崇皇寺”的名称取代。这个名号，应该不是唐叔虞被加封为皇帝，而最可能是因为高玮去了趟晋祠而已。但由“祠”变“寺”，使原本供奉三晋人文初祖的祠堂，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伽蓝油彩。这年高玮驾幸太原时，除了给晋祠另起新名，他还下诏把“并州尚书省”改为“大基圣寺”。不知道那时尚书省的大小官员，上班时是否都披着一件斜襟袈裟。
到李渊、李世民父子建唐，时代彰显出大国气派、强邦气度、盛世气象，因此很可能在隋代就遭弃用的“大崇皇寺”，祠门上重新挂起写有“晋祠”两个大字的硬木匾额。贞观二十年（646年），太宗李世民莅临太原，他这次可不是以兴兵前跪拜祈愿的隋朝叛将，而是以登基后威加四海的帝王身份重返晋祠。他在太原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撰写《晋祠铭并序》并勒石存记，以此告慰唐叔虞庇佑大唐立国的垂天之灵。
唐太宗此举，可能让后来五代后晋的石敬瑭得到一些启发：既然跪拜“唐叔虞”可以建“唐”，那把叔虞封为“兴安王”，改晋祠为“兴安王庙”，后晋岂不是可保“国运兴隆”“安如磐石”？但天福六年（941年）石敬瑭这样做了也未能挽回后晋颓势，甘当契丹“儿皇帝”的他次年郁郁病死，过了5年，他创建的后晋也土崩瓦解。有趣的是，石敬瑭还追封肇始太原的河神台骀“昌宁公”，说明后晋政权曾幻想从两位先贤身上寻求精神支撑，但沙陀人显然只是把叔虞和台骀当成随风轻扬的政治幌子。
北宋时期，晋祠遭遇3次改称，更为重要的是，赵宋集团出于难以告人的统治目的，把祠内祭祀的主角由唐叔虞换成从天而降的圣母。
宋太宗毁掉晋阳城时，晋祠应该也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为了安抚怒火中烧的太原百姓，应该在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宋太宗下令重建晋祠，4年后工程告竣。汾州赵昌言奉命写了篇《新修晋祠碑铭并序》，可知此时不用“兴安王庙”而重拾晋祠之名。天圣年间（1023-1032年），宋仁宗趁此前悬瓮山“山摧”砸毁晋祠建筑，开始在叔虞祠正殿原址兴建凭空而来的“圣母”殿，叔虞祠被移到较偏的位置另建，并通过追封叔虞为“汾东王”的伎俩，把三晋奠基者贬为汾东小地主。崇宁三年（1104年），宋徽宗索性把晋祠更名为“圣母祠慈济庙”，唐叔虞也从供奉主角降为配角。正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进一步抬升圣母地位，加封“显灵昭济圣母”；正和二年七月“改赐惠远”，晋祠又被称为“汾东王庙”和“惠远庙”。
赵宋几代帝王“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的顽强折腾，目标其实十分清晰，就是对桀骜难驯的太原百姓实施“去叔虞化”，模糊晋祠的初始崇拜，偷换晋祠祭祀的主题，最终清除太原威胁大宋统治的文化基础。实事求是说，他们做的很有成效。
文化包容的元朝，“晋祠”和“汾东王庙”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至明，新添“广惠祠”和“晋源神祠”名号。这个时期晋祠最大的变化，是根据朱元璋“忠君孝亲、治人修己”的治国理念，圣母邑姜成为享受祭祀的唯一。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年）时，虽改称晋祠旧名，但唐叔虞依然不能与其母并立，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清朝，导致晋祠祭祀文化生出新的内涵。
马绍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