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和民接受采访。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耿达神树坪基地的大熊猫。
蹲点点位
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历史评价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在卧龙成立后，国人开始以全球化视角，开启针对大熊猫的自主科学保护和研究。“国宝”大熊猫保护因之走向了真正的春天。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登林 文/图
3月中旬，地处阿坝州的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春寒料峭，保护区内皮条河的坚冰即将融化殆尽，岸边青草发芽，杂树生花;两岸高山上，拐棍竹、冷箭竹和珙桐等也逐渐抽青。随着大熊猫发情期的到来，不断有野生大熊猫与圈养大熊猫在科研人员的“撮合”下试探着相互靠近，准备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1979年，卧龙自然保护区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1980年，该区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成立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从此，“国宝”大熊猫迎来了科学保护与研究的春天。
保护国宝
几十年来，一系列机构相继成立
施小刚是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木江坪保护站站长，谈起卧龙与大熊猫的故事，这名自父辈起就在卧龙工作的“卧二代”滔滔不绝。
1963年，为了保护珍稀野生动物和高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在卧龙建立了面积为200平方公里的自然保护区，隶属汶川县。1975年，保护区面积扩大到2000平方公里。1978年，卧龙收归林业部管理。1979年，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立;同年，保护区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1980年，在世界自然基金会资助下，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在卧龙成立;3年后，中心核桃坪基地建成。
卧龙自然保护区成立以来，进行过两次野生大熊猫调查工作。“第一次是1974年4月至7月，省珍贵野生动物调查队根据大熊猫新鲜粪便的位置和分布，统计出保护区内野生大熊猫总数为145只;第二次是1985年至1988年，我国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展开联合调查，调查结果却显示只有72±16只，种群数量相比上次几近‘腰斩’。”施小刚说，尽管当时保护区管理局与社会各界采取了各项抢救措施，但由于那期间正逢区内大熊猫的主食冷箭竹遭遇大面积开花枯死，种群中不少老弱病残因失去食物而死亡。
除了天灾，当时大熊猫数量减少的原因还少不了人祸。施小刚介绍，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卧龙及周边非法猎杀珍贵动物及大规模砍伐林木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1981年至1982年期间，还发生了3只科研大熊猫被非法猎杀的严重事件。”
所幸，1983年，随着四川省汶川卧龙特别行政区的成立，大熊猫种群数量因各类自然和人为因素减少的趋势得到扭转。其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也从保护区单独划出，升格为正厅级单位。
“中心成立后，中国人以全球化视角，正式开启针对濒危物种大熊猫的自主科学保护和研究。”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和民说。张和民自上世纪80年代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就到卧龙自然保护区工作，几十年里，他见证并参与了我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事业的不断发展壮大。
种群复壮
中心圈养大熊猫，占全世界一半以上
记者来到卧龙采访时，正逢施小刚和他的同事开始今年首次野生大熊猫固定样线监测。
“近年通过监测发现，山林中的大熊猫越来越多，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把大熊猫从濒危降格为易危物种。”施小刚说，这要感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所有工作人员。
上世纪90年代起，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张和民带领13人的团队，用了长达13年的时间，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攻克了圈养大熊猫发情难、配种受孕难和育幼成活难的三大世界性难题，实现种群数量的突破。
随着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快速增长，相关科学研究开始向大熊猫野化放归和野外引种等难题发起冲击，目标指向实现野生和圈养大熊猫种群复壮。
2013年至2015年，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每年放归一只大熊猫;2016年至2018年，每年实现两只大熊猫同时放归……截至2020年12月，中心已野化培训放归11只大熊猫，在野外成功存活9只。
在野化培训放归取得成绩的同时，中心又启动了大熊猫野外引种工作。
2016年底，中心开创性地启动了圈养大熊猫野外引种研究――在野生大熊猫繁殖季节将圈养雌性大熊猫释放到野外，跟野生大熊猫交配，然后把新的血缘带回到圈养大熊猫种群中，这种不干预野外大熊猫生存状态，又可以增加圈养大熊猫种群活力和遗传多样性的做法，在全球没有先例可寻，几经曲折才获得成功。
目前，中心圈养的大熊猫“草草”通过3次野外引种，已成功产下3胎5仔;此外，参与野外引种的大熊猫“乔乔”，也顺利产下一对双胞胎。
如今，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圈养大熊猫种群突破300只，占全世界圈养种群的50%以上。在野生和圈养大熊猫种群复壮实践中，我国现有圈养大熊猫逾600只，野生大熊猫超过1860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