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国亟需培养年轻外科医生 增加实践性培训
参考消息网12月4日报道美国中参馆网站11月30日刊登了题为《排除在手术室外》的文章，作者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医学生克里斯托弗・马贡。文章称，中国实际上能做手术的外科大夫人数不足。
2015年6月，医生告诉69岁的帅水清（音），她患上了胃癌，需要做手术。她来到位于成都的华西医院。这家医院是在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她在那里为了排一位外科医生的手术等了6周。到接受手术时，她已经陷入休克。外科大夫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其他器官。她在一年后去世。
文章称，很难说，早点做手术是否会拯救帅水清的性命。但她的例子揭示了中国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即病人对医疗的需求远远超过中国提供医疗的能力。病人往往要冒着风险等待很长时间才能接受手术。这不是因为中国缺乏外科大夫，而是因为实际上能做手术的外科大夫人数不足。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均拥有的外科医生数量同其他中高收入国家相同，但总体来说，中国外科医生进行的手术比其他国家外科医生少40%。
手术产出为什么这么低？一个原因是亲身实践的培训太少，当中国的外科医生完成手术培训，很多人很少有机会做手术。培训后，他们可能会花很多年协助资深的外科大夫或从事一些简单治疗。2016年，中山大学的一些中国公共卫生专家在英国《柳叶刀》周刊上撰文说，在中国，不足5%的手术是由43岁以下的医生完成的。他们写道：“今天中国各个层次的外科受训人员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亲身学习的机会太少。”
文章称，作为一名研究中国外科教育的美国医学生，马贡曾经在中国的时候已经了解了上述数据。美国体系有着“看一个、做一个、教一个”的风气，在美国，医学教育工作对医生来说是最受尊敬的就业形式。所以，当马贡来到中国，看到中国学术性医学中心里实践性教学之少依然让他吃惊。马贡发现，年轻外科医生通常要花数十年才能等到机会停止旁观、开始做手术。在美国，在一定安全和实践约束之下，外科医生会给予受训者最大的自主权。
在中国，有关的学习被推迟了。举北京一家一流医院的一名眼科医师的情况为例。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她完成了一个医生实习项目。现在是一个著名眼科医院的眼科主治医生。除了她繁忙的培训计划，她还设法发表了数十篇同行评议的研究论文。我问她做过多少台白内障手术。她说：“一台也没有。我看了很多台手术，但从来没有操作过。”她这个职业阶段的美国眼科医生就算没有做过数百台这类手术，也做过几十台了。
由于很多外科医生只能在职业中期之后从事手术，这个体系制造的瓶颈会影响对病人的护理。例如，在中国，一半的失明病例源于没有接受白内障手术，但却只有36%的中国眼科医生可以做手术。结果，中国人均白内障手术率比资源较贫乏的越南和印度还低很多，比起美国就更低得多。在美国，不足15%的失明病例源于白内障。
文章称，高水平的外科医生常常集中在大型医学中心，这导致小医院缺乏有经验的医生，而大医院挤满了寻求专业医疗的病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妇产科医师龚晓明（音）说，这种情况导致一些乡村病人冬天在寒冷的北京排队等待几天，只为做一个简单的检查。
外媒称老龄化对中国是挑战也是机遇：医疗投资将成增长发动机
参考消息网8月22日报道外媒称，中国社会迅速老龄化。很快，少量劳动力人口将不得不养活大量退休人员。出于这一原因，中国政府两年前改变了计划生育政策。
据瑞士《新苏黎世报》网站8月18日报道，但政策改变之后，额外增加的新生儿数量只有100万个，与所期望的300万相差甚远――2016年和2017年的新生儿数量仅比过去5年的平均数高6%。
报道称，在实际上人们都喜爱孩子的中国，生育意愿不强的原因方方面面。大城市的女性担心她们的事业：因为即便祖父母可以帮忙，也很难协调工作和1个以上的孩子。此外，使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的成本和为孩子提供尽可能高标准生活的压力也令人望而却步。幼儿园和课外班价格昂贵，通常约占城市家庭开支的至少10%。想为孩子创造好的职业生涯起点，就必须投入重金。
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减少，社会福利系统成本增加。2016年至2017年，养老金系统支出增幅超过10%。现今的新生人口预期寿命更高也将加重问题。中国人口预期寿命已从1980年的66岁提高到2017年的超过76岁。
与此同时，近几十年来，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2017年，约800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市场。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25岁至34岁人口中已有18%拥有大学学历，是55岁至64岁年龄段人口的5倍。
报道称，这些年轻人面临找到合适工作的压力。政府因此耗费巨大精力和财力推行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业政策，旨在提升中国经济在价值链中的地位。
报道称，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老龄化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医疗和养老开支增加，中国的规划者们不想只接受其对国家的削弱，而是在积极制定解决方案，希望不只将老龄化社会作为负担，更作为一个机遇。
报道称，对于养老金的可负担性问题，政府的考量是，提高实际收入和生产率应有助于平衡养老金领取者和缴纳者之间日益失衡的比例。这一计划很可能奏效，因为中国养老金缴纳还相对适度。
北京早已开始为人口老龄化的最高峰做准备，预计它将于2055年到来――届时将有超过三分之一中国人的年龄在60岁以上。中国政府已设立战略储备金，以确保社会福利基金本身到时仍具备支付能力。此外，还有其他调节手段，如提高退休年龄。参照国际水平，中国55岁到60岁的退休年龄仍相对较低。
报道称，在中国，未来数年需要医疗服务的老年人会越来越多也带来机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扩大和提高医疗卫生系统的品质：投资医疗卫生和预防医学领域被中国政府和很多企业代表视为有前途的增长发动机。
资料图：在湖南省南县福利院养老中心的老人们。（2017年11月1日摄）。 新华社发
韩媒：中国医院引进AI医生 三分钟问诊就能确定病情
参考消息网6月3日报道韩媒称，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带来巨大变化，在中国不断扩散的AI医疗正是其象征性案例。
据韩国《朝鲜日报》网站5月30日报道，5月17日，在中国广州市海珠区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病人未去窗口挂号，而是盯着智能能手机看。自3月份以来，该医院引进人工智能（AI）医疗系统，成为中国首家。
梁海燕（音，37岁）与AI医生大白进行聊天，写上“消化不良”、“恶心”、“胃胀”等文字发送，大白紧接着问起一些细节。经过三分钟问诊，大白下诊断为“94.33%是慢性胃炎，需要看内科医生”并帮助病人进行门诊预约。
报道称，大白是广东省政府与中国互联网企业腾讯及香港科大共同完成开发的AI医生，该技术使用了对3亿人的门诊记录和1万件以上的手术记录数据。第二人民医院院长李宽明表示：“目前大白可以对200种经常发生的疾病进行精确诊断。”该医院还使用2017年获得国家医师资格的人工智能医生“小医”。
报道称，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驾驶、无人机、机器人等与之相关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在迅速改变人们的生活。继AI手机秘书，无人工厂和快递机器人问世之后，该技术又进入了医疗专业领域。在中国不需去门诊，使用手机看医生的远程医疗服务加入会员已超过1亿人。
漫画：“黑科技”。跟动画片里一样，萌萌的“大白”陪伴在侧，守护你的健康；部分疾病不需要再去拥挤的医院；哪怕在太空旅行，也可随时远程诊疗；手术中，虚拟现实（ＶＲ）技术已经将最复杂的人体变得“可视化”……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医疗领域渐行渐近，上述这些“科幻”场景不再是虚无缥缈。新华社发 王威 作
中国借助AI解决医生不足问题 俄媒：带来便利但有局限
参考消息网4月15日报道俄媒称，中国决定借助人工智能解决医生不足问题。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月10日报道，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在问诊分诊、支付、影像诊断、运送手术物资等领域开始应用人工智能。试验表明，人工智能在同一时间处理的信息量要比人大得多。然而它能取代专业医生吗？
报道称，十年前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去过这家医院。当时就医的病人数量之多，令人印象深刻。走廊里的座位都坐满了人，许多人就睡在地上，用自己的包当枕头。这并不奇怪：为了能到自己需要的医生那里看病，一些人需要排长队。而且还要办理许多手续。先要排队办医疗卡，然后交费，接着是排看医生的队，最后还有进行各种化验。当时令记者惊讶的是：医生同时看几个病人。给一人看嗓子，给另一人量血压，而且总共不超过5分钟。
据统计，中国每1000人仅能轮上2.3个内科医生，而在瑞士，这一比例为1000：4.25。
报道称，农村更是缺乏医疗设备和高级专家。所以为了化验并获得高级专家的咨询，中国人不得不去城里大医院或医疗中心，队长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此中国为减轻医疗工作者们的担子，开始向医院引进人工智能。例如，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人工智能现在能进行“问诊”，最终基于“问诊”结果建议去看哪位医生并进行哪些化验。正如医院网站报道的那样，人工智能现在还能帮助建立患者病历，医生也就不用花太多时间用手去写病历。除此之外，人工智能还可分析X光片和CT。不过人工智能暂时还只能做一些例行和重复性的工作，而诊断和开药只能由医生完成。
报道称，另外还存在人工智能的道德和法律责任问题。它在现实生活中将如何工作？如果机器人失误？谁能为此负责？机器人在理想的条件下工作良好，但情况一旦出现偏差，就很容易出错。这位专家指出，目前在医院一切责任都由医生承担，决定都由他们作出。
报道称，不仅人工智能，其他高科技也将帮助中国医院解决排队难问题。
漫画：“黑科技”。跟动画片里一样，萌萌的“大白”陪伴在侧，守护你的健康；部分疾病不需要再去拥挤的医院；哪怕在太空旅行，也可随时远程诊疗；手术中，虚拟现实（ＶＲ）技术已经将最复杂的人体变得“可视化”……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医疗领域渐行渐近，上述这些“科幻”场景不再是虚无缥缈。新华社发 王威 作
医改的“中国解法”：老百姓得实惠 医务人员受鼓舞
医改，一道世界性难题。5年来，我国深化医改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进展，从寻径探路转向有径可寻，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解法”。
医改，一道重大民生课题。5年来，我国深化医改坚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普惠型、兜底型民生建设相继推开，医患双方的获得感逐步增强。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在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等方面迅速迈进，改革成就举世瞩目。
让老百姓得实惠
――基本医保覆盖全民，家庭医生遍布城乡，基层看病省钱省心
2015年底，在福建省龙海市榜山镇榜山村，周惠玲的父亲不幸脑出血，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开颅手术，医疗费花了35万多元。根据新农合报销政策，他首先获得10万元报销封顶线的补偿，之后又获得12万元的大病保险补偿。在向民政部门申请救济后，再获得2万元救济金。三重保障制度叠加，总共分担了24万元医疗费，大大缓解了这个普通家庭的经济压力。目前，周惠玲父亲已无生命危险，但落下了偏瘫的后遗症，需要持续的药物治疗，一年累计花费超过12万元。按照龙海市的政策，这部分费用被纳入特殊病种报销目录，一年可获6000多元的补偿。周惠玲说：“新农合制度就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如果没有这个制度，不知多少家庭要垮掉。”
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我国在较短时间内织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全民基本医保网，为实现人人病有所医提供了制度保障。目前，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覆盖城乡居民超过13亿人。2016年，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实现整合，医保制度向实现人人公平享有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自2012年起，我国开始试点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大病保险从无到有，2015年实现全覆盖。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对象从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拓展到低收入救助对象和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截至2016年9月，政府医疗救助支出达189亿元，共救助5145万人次。
建设分级诊疗制度，是缓解群众看病难的治本之策。我国以家庭医生制度建设为突破口，积极探索“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度，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2016年，200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家庭医生签约率达22%，重点人群签约率达38.8%。
75岁的王时香家住上海市闵行区龙柏小区，因患有多种慢性病，常年往返于大医院挂号配药。两年前，上海市开始推行“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即居民在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的基础上，再选择一家区级医疗机构、一家市级医疗机构签约，60岁以上老人、慢性病居民有优先签约权。延伸处方是“1+1+1”签约的重点配套服务之一，凡是由社区医生转到上级医院就医的签约居民，在大医院得到的处方即使不在基层药物目录之内，也可由社区医生直接开方，由物流配送到社区或居民家中。截至目前，上海市共有19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开具延伸处方，药品目录已达517个品规，涵盖高血压、糖尿病、帕金森、骨质疏松、脑梗死等老年患者常用药，使患者逐步从大医院“回流”到社区。王时香感慨：“在社区看病的最大好处就是省钱省力，有病随时找家庭医生，不用每次都去大医院排队挂号了！”
2012年10月，安徽滁州天长市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县，率先启动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确立了“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上联三甲，下联乡村，组建医共体”的改革思路，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农村分级诊疗模式。改革以来，群众看病负担不断下降。2016年，新农合实际补偿比达7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患者自付医疗费用下降到30%。由于县级和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双提升”，县域内就诊率达90%以上，初步形成了“小病在基层、大病在县内、康复回基层”的良性就医格局。
54岁的天长市某学校教师纪士贵不幸患上食道癌。起初，他去南京做化疗，但一个周期1万多元的费用以及不足50%的报销额度，让他不堪重负。后来，他决定回家治疗。在天长中医院，同样的化疗方案只花4000多元。按照有关教师的优惠政策，他还可以享受80%的医保报销比例，家庭经济负担大大减轻。
让医务人员受鼓舞
――技术劳务价值提升，医生回归看病角色，药品回归治病功能
医务人员是医改的主力军。医务人员的参与度，决定着医改成败。5年来，我国着力突破制度壁垒和利益藩篱，积极探索符合医疗卫生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努力提升医务人员的劳动技术价值，体现多劳多得、优质优酬的导向，有效调动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的一块“硬骨头”。5年来，各地围绕运行机制、医保支付、薪酬制度等关键环节，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让更多人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截至2016年年底，城市公立医院改革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达200个。今年9月30日之前，城市公立医院将全部取消药品加成。
今年4月8日，北京市启动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全市3600多家医疗机构取消药品加成及挂号费诊疗费，设立医事服务费。以三级医院为例，普通门诊医事服务费为50元，副主任医师60元，主任医师80元，知名专家100元，急诊70元，住院每床日100元。这一改革大幅提升了医务人员的劳动技术价值，切断了医院、医生靠开药赚钱的补偿模式，引导医务人员通过提供更多更好的诊疗服务获得合理补偿。北京市对435个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进行调整，上调了护理、中医、手术等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项目价格。例如，普通床位费从28元调整为50元，二级护理从7元调整为26元，针灸从4元调整为26元，阑尾切除术从234元调整为560元。
北京友谊医院理事长辛有清认为，过去一个主任医师的挂号费诊疗费仅有14元，医生的技术价值被严重低估。此次改革体现了对医务人员的尊重，医生看病的积极性更高了。
福建三明市坚持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统筹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现了“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质、药品回归治病功能、医生回归看病角色”的目标。其最大的亮点是改革人事薪酬制度，让医务人员拿到体面而有尊严的阳光收入。例如，推行“全员目标年薪制、年薪计算工分制”，向能者倾斜、向一线倾斜。院长年薪在20万―28万元之间，由财政全额支付，切断了院长收入与医院收入的关系。对医务人员实行目标年薪制，考核与岗位工作量、医德医风、社会评议相挂钩，切断医务人员收入与科室收入的关系。全市22所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人均核定工资从2011年的4.22万元增加到2016年的9.45万元，医务人员收入和待遇明显提高。
三明市将乐县总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谢汉刚说：“三明医改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利用挤掉药品虚高价格腾出的空间，同步开展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实现腾笼换鸟，提高医务性服务价格。改革前我的年薪是12万元，2013年涨到19万元，2014年达到24万元。2015年加上特殊贡献奖，年薪27万元。医改体现了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政策导向，医生靠技术吃饭而不是靠卖药吃饭。”
2016年国务院对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相关评估报告显示：2015年，试点城市在职职工年人均工资性收入为11.2万元，近5年年均增长9.4%；县级公立医院在职职工人均工资性收入为7.4万元，比2014年增长13.8%。
人民群众是医改的最终检验者，医务人员是医改的直接实施者，医患双方的实际感受和实际行动是医改成败的“金标准”。医改，正在铺就一条惠及全体人民的健康之路。(本报记者 白剑峰 申少铁)
外媒：中国危重病患出国就医数量增加
参考消息网6月2日报道美媒称，西方医院以及新涌现的一批掌握丰富资源的公司正向一些中国人伸出橄榄枝，他们需要接受国内医疗机构无法提供的治疗以保住性命，此种趋势让为了省钱而进行医疗旅行――通常是做些并非危重的处理，比如看牙或整容――的看法发生了转变。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5月31日报道，根据业务范围涵盖医疗旅行预订的中国旅游预订公司携程旅行网的数据，去年中国人出国看病的总数为50万人次左右。一些医疗旅行中介称，其中大多数旅行都聚焦于整形手术和常规检查，但出国求医的危重病人数量正在增长。
报道称，在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有雇员为患者提供旅行和住宿方面的帮助，麻省总医院、梅奥诊所和波士顿儿童医院均提供翻译。“据我们所见，来自中国的患者是人数增长最快的群体之一，”梅奥诊所高管健康保障项目和国际医药部门负责人斯蒂芬妮・L・海恩斯表示。
罹患胃癌的63岁房地产开发商郭树石（音）辗转两家医院，在经受了手术、化疗和放疗后，癌细胞卷土重来，中国的医疗系统无法阻止癌症侵蚀他的胃。但后来郭树石到了波士顿的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得以使用一种在中国找不到的免疫疗法新药――吉舒达。将近四个月之后的今年四月，他的肿瘤缩小了，体重也增加了。郭树石花费约为22万美元（约合150万元人民币），全要自掏腰包，但在谈及医疗方面的差异时他说：“我能感觉到巨大的差距。”
北京的一家业内公司称，其去年帮助过1000余名患者，这个数字比前一年多了一倍，郭树石便是其中之一。该公司会把病人送到美国或日本，病人一抵达这两个国家，该公司的雇员便会在机场迎接，并将其送到一套租来的公寓里。病人去医院时，一名翻译会随侍左右。
报道称，近至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医疗体系还提供着“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支持，尽管该国实施了一个庞大的医疗改革计划，但其公立医院目前依然不堪重负，床位和医生都供不应求，难以提供被很多西方人视为理所当然的那种医疗服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正增加投入，并鼓励私人投资者参与其中。
报道称，在中国内地，一些国外药物要等三至五年才能走完准入程序。郭树石正在使用的药物吉舒达，直到去年才获批在海南岛的一个医疗旅游试点区使用。
此外，在中国一线城市的顶级公立医院里，午夜刚过就有人排队，顶尖医生的预约号在清晨之前便会被抢夺一空，有经济能力的人往往从“黄牛”处买预约号。
相比之下，郭树石在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的体验“更为人性化”，郭树石的医生让他充分表达想法，食物和饮料易于获取，等候区还设有长椅。
报道称，但患者可能无法长久享有这些好处。“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在病人回到中国以后确保治疗的连续性，”麻省总医院特殊服务部负责人米斯蒂・海瑟薇说。
另一家医疗中介的创始人周继昭说，他已经开始推动自己的公司转型，致力于帮助客户搜罗药物，并找寻可以在国内治病的医生。
“这已经造成了太多麻烦。很多病人会出国，而且一去就是几个月，这很好。但他们回来以后，治疗跟不上，就前功尽弃了。”周继昭表示，从纯医疗旅游的角度看，有些企业的前景颇为有限。
但也有一些人更为乐观。北京一家业内企业的创始人蔡强说，其客户数量已经从2011年的区区两人增至去年的约1000人，其还拿到了硅谷风投公司红杉资本的投资。
蔡强说，他在女儿出生之际因澳大利亚医护人员的热情友好而受到触动，随后便创办了这家公司。
“每年都有那么多中国人买进口汽车、服装和化妆品，”蔡强说，“他们会出国旅游并把子女送到外国读书。如果病得很重，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考虑出国看医生呢？”
住在南京、现年31岁的桥梁设计师赵笑晴（音）去年曾带着患有脑瘤的五岁女儿珂斐（音）到德国的埃森大学医院接受质子治疗。而在上海，这种疗法只面向14岁及以上的孩子。她花了大约14万美元（约合95万元人民币），但珂斐的肿瘤缩小了。赵笑晴是在医疗中介的安排下赴德的，对其服务很满意，她说花费即便再多一倍她也愿意。
“到了国外，你就会明白中间人没有夸大其词，”她说，“事实上，我们的体验让他们的描述相形见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