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者报报道(记者聂国春 裴莹)4月29日，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孟祥轶做客《中国消费者报》和今日头条财经频道联合举办的消费热点解读栏目，解读金融消费相关热点问题。
很多套路贷团伙假称低利息诱骗人贷款，而后收取高额“砍头息”“逾期费”等，并对借款人暴力催收。孟祥轶认为，以前没有网络时，线下就有比较暴力的高利贷。套路贷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只不过借着互联网传播得更快、涉及的人群更多，看起来就更显性更严重。套路贷本身就是违法违规的行为，侵犯了借款人作为金融消费者的多项权利。
孟祥轶表示，我国金融方面的法规，主要是依据之前形成的分业监管体系构建，比如《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这是纵向。但横向来看，没有一个法规规定贷款业务应该怎么监管，催收应该如何依法进行。
孟祥轶认为，对于借贷这种涉及很多主体的行业，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或者专门的法规来规范。“建议是应该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凡是涉及到消费者的借贷，比如套路贷、高利贷、暴力催收等，这个部门都能出面解决处理。一方面，可以成立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专门负责小型金融机构及新型的(类)金融机构的行为监管，而大型金融机构仍然由银保监会、证监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监管。另一方面，涉及犯罪，比如金融诈骗、暴力催收等，可以成立一个关于调查、起诉金融犯罪的专门部门，将目前分散在检察院、公安局等部门的职责集中起来，减少多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
今年年初，孟祥轶及其团队发布了《全国城镇职业青年金融素养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过去一年近一半青年人遭遇无法保持收支平衡的情况，在获得新收入前就把钱花完了。青年人中有13%因为缺钱而不能按时支付电费、煤气费、供暖费或手机费，甚至有9%曾经吃不上饭。
对于背后的原因，孟祥轶认为一方面是他们可能管理不好自己的财务。“很多人的理念是错误的，觉得每个月剩下的钱才是储蓄，正确的储蓄概念是要先拿出一部分钱来储蓄，剩余的部分再用来花费。”他表示，从个人理财的角度来说，收入再低都应该储蓄，而且储蓄应该排在前位。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相比于生活成本，个体作为劳动者所能获得的工资不高，特别是在城镇，一些青年人的收入相对较低。
孟祥轶建议青年人要加强储蓄的意识，明确每个月储蓄的目标，比如每个月要储蓄6%或10%，先将这部分钱存起来。有了储蓄的目标，遇到金融营销、分期购物等推销的时候就会三思，“而不是营销人员给你推荐这个手机多好、可以办分期时，你就立马改变主意，分期购买了更贵的手机”。
以下为微访谈实录：
《中国消费者报》：很多套路贷团伙假称低利息诱骗人贷款，而后收取高额“砍头息”“逾期费”等，并对借款人暴力催收。你怎么看套路贷?套路贷案件频出，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如何提高普通人对套路贷的防范意识?
孟祥轶：借贷在金融领域里是非常古老的一个行业。套路贷在历史上以及各国都挺多的。它基本就是充满诈骗、暴力的行为，以前没 有网络的时候，线下就有比较暴力的高利贷。所以，实际上套路贷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只不过它借着互联网传播得更快、涉及的人群更多，看起来就更显性更严重了。套路贷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违规的行为，侵犯了借款人作为金融消费者的多项权利，至少不是公平的交易。
至于背后的原因，源于一方面我们的金融市场发展得太快，另一方面在贷款主体的行为规范上，法律和监管相对落后于市场的快速发展。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我们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应该针对市场情况及时、动态地调整，但从实际进展来看调整的相对比较滞后，打补丁的工作较多，而且缺乏一致的监管理念。
这里面具体表现出来的有几点：比如，我们的放贷人条例，即专门规范贷款机构的条例迟迟没有出台。此外，我们对于借贷业务，在法律上还没有专门的法规，比如说借贷作为一个行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有什么功能?有什么风险?借款人有什么权利?我们目前没有这种法规。当然，这有其历史背景。我们国家金融方面的法规，主要是依据之前形成的分业监管体系构建，比如对银行我们有《商业银行法》，保险我们有《保险法》，证券有《证券法》，是按照这样的条线下来的。如果把分业当成纵向的话，横向来看，没有一个法规规定贷款业务应该怎么监管，催收应该如何依法进行，这些在法律上没有相应的条文。比如关于高利贷、催收等，当前主要依据的都是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总体而言，从行业规范的角度，这几年很多学者提倡的“功能监管”没有建立，而从消费者保护的角度，最根本的上位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酝酿多年也迟迟未能推出。
事实上，近两年我们整顿互联网金融，化解防范重大金融风险，再加上扫黑除恶，使得这些侵害行为得到了很大的肃清。但是，如果大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没有变化的话，类似套路贷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很难及时得到遏制，包括很多金融营销人员推销产品的时候说得天花乱坠，种种原因使得对于缺乏金融知识的普通人来说，对套路贷很难防范。
所以针对借贷这种既古老又重要的行业，特别是这个行业又涉及很多主体，我们的确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或者专门的法规来规范，尤其是在中国金融市场、中国经济已然发展到当前这个程度的背景下。此外，我们还要强调金融教育的重要性，需要有机构或者社会组织、监管部门对普通人进行金融教育。
《中国消费者报》：疫情期间，有些校园贷浮出水面，有学生遭遇轮番催收。整治校园贷，各方需要开展哪些行动?
孟祥轶：近两年的整治包括扫黑除恶，实际上已经处理了很多人了，特别是暴力催收的。疫情可能导致很多事情受到影响，所以有一些违法的事情又出来了。不过校园贷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跟我前面说的套路贷是类似的，没有一个部门能够日常对这些违规校园贷也好，套路贷也好进行监管。类似校园贷、套路贷现象的频繁发生，是因为没有专门的监管部门，消费者遭遇这些情况时想投诉可能会找不到途径。
此外，还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如果没有专门的监管部门，那也很难协调相关部门去处理这类事情，因为本身现有机构的人力、精力都挺紧张的，工作也挺饱和，能不能分出人力来处理这些事情也是一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及监管部门的实际工作量可能已经难以容纳新的市场活动对于监管的需求。
目前对于解决上述问题有帮助的，还是需要有相对专门一点的机构能够接受学生投诉。学生一旦遭遇非法校园贷、套路贷，立刻就能够知道“我应该打这个电话”。学生本身自己社会经验不足，家长也不太了解，需要有一个部门来受理，比如，利率超过36%的高利贷，都可以打某个电话投诉。这样一来，无论贷款机构是否持牌，是否是新型机构，都可以受到社会监督。
再往远处说，我的建议是应该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凡是涉及到消费者的借贷，比如套路贷、高利贷、暴力催收等，这个部门都能出面解决处理。一方面，可以成立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专门负责小型金融机构及新型的(类)金融机构的行为监管，而大型金融机构仍然由银保监会、证监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监管。这类似美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署，信用卡、学生贷款、现金贷等都由它来监管，主要是民事方面的纠纷，如果能授权这个机构代表消费者群体起诉金融机构就更好了，特别是考虑到我国目前集体诉讼受限的情况。另一方面，涉及犯罪，比如金融诈骗、暴力催收等，可以成立一个关于调查、起诉金融犯罪的专门部门，将目前分散在检察院、公安局等部门的职责集中起来，减少多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这两个部门的设立，就让消费者知道有这样的问题发生时我能投诉，有主体出面管。这样既能使金融机构有敬畏之心，又能恢复消费者对于金融市场的信心，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才能有序进行。
《中国消费者报》：有不少消费者反馈称，遭遇信用卡“自动分期”，金融机构未提前协商，最后还款金额远超消费金额。金融机构的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哪些权益?
孟祥轶：我觉得这里可能至少侵犯了三项权益。第一个是知情权，相当于是说你我之间的这项交易我并不知道，具体细节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连通知都没通知到;第二个是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信用卡分期是金融机构提供的一种金融服务，消费者应该有自由选择权，自动分期相当于是剥夺了我的选择权，强制我接受;第三个是公平交易权，也就是说金融机构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到公平对待消费者。
《中国消费者报》：今年年初，你和你的团队发布了《全国城镇职业青年金融素养调查报告》。如何定义“城镇职业青年”?对于城镇职业青年金融素养，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孟祥轶：“城镇职业青年”是这样，它包含3个词：“城镇”我们基本上的定义是这些人所处的地方在城市、乡镇，是在镇或者县城中心;关于“职业”，我们当时调查的时候要求被调查者至少工作了一年以上，即在城镇里有一份工作，工作一年以上;关于青年，我们的定义可能比人口普查或者一般的劳动力调查的年纪稍微高一点，是指从18岁到40岁，我们不是从学术的角度来定义青年，而是从市场的角度来考虑青年的范畴到40岁为止，因为40岁的人很多基本成家立业了，有孩子了等等。这些人和单身的青年或者结婚了没有孩子的人相比，在金融素养或者金融产品使用等方面是不一样的。整体上，“城镇职业青年”包含了从农村过来在城市打工的人，还有大学毕业刚工作几年的，以及大量的蓝领工人。
关于调查结果的最大感触，是我们发现被调查者的金融素养，他们的金融知识和技能是相对比较低的。不过这个调查结果实际上并不意外，因为在全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研究人员都发现被调查对象在参与到金融市场、合理地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以实现自己最大的金融福利的能力，都不太充分。所以，这个结果并不让人意外。
另外一点，是发现不同人群的金融素养、金融知识水平、技能、态度、行为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有些群体的金融行为更不合理、更不理性。比如，城镇外来务工的人、低年龄的比如25周岁以下、还有低学历的比如高中及以下、还有月收入5000以下等较低收入的，由于金融知识水平相对更低，这些人群明显比他们的对照组在金融素养方面差得很多。
这也说明金融教育和金融消费者保护应该优先面向这些人。当时我们调查了使用现金贷的情况，发现比例也挺高的，被调查者里有14%的人都使用过现金贷，而在使用信用卡的人中，大概有略高于1/3的人经常不能全额还款，这可能会使他们的财务情况更加不稳定。我觉得疫情对这些人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更严重，没有储蓄的人这次受到的冲击会比较大。
《中国消费者报》：《全国城镇职业青年金融素养调查报告》显示，“过去一年近一半青年人遭遇无法保持收支平衡的情况，在获得新收入前就把钱花完了。青年人中有 13%因为缺钱而不能按时支付电费、煤气费、供暖费或手机费，甚至有9%曾经吃不上饭”。你怎么评价这一现象?
孟祥轶：这个的确还是挺让人惊讶的，调查结果发现有将近一半的人，经常无法保持收支平衡，每个月可能就月光，而且还不够，然后13%的人因为缺钱无法按时支付生活费用，这个跟调查结果里14%的人使用过现金贷是对应的。这个现象，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中有一部分青年人会有这样的问题。
至于背后的原因是超前消费和还是收入不足，我觉得两者都有。一方面，他们可能管理不好自己的财务。很多人的理念是错误的，觉得每个月剩下的钱才是储蓄，正确的储蓄概念是要先拿出一部分钱来储蓄，剩余的部分再用来花费。从金融的角度，特别是个人理财的角度来说，收入再低都应该储蓄，而且储蓄应该排在前位。如果按照每个月剩下的钱去储蓄，有可能剩不下钱，也就没有什么储蓄，所以很多人的逻辑是错误的，一定要强制自己储蓄。有经济学家在很贫穷的地方做过研究，对于工作收入只能糊口的人，你给他制定一个储蓄的目标，强制他储蓄，他也能储蓄下来的，他糊口也没有问题。这是涉及到个人意识、态度的问题，要把消费和储蓄的关系搞清楚，另外要能够强制自己储蓄，或者有什么方式来帮助他强制储蓄。
另一方面，相比于生活成本，个体作为劳动者所能获得的工资不高，特别是在城镇这些地方，一些青年人的收入本身就相对较低。再加上他们在个人财务方面的知识、能力、意识方面的不足，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中国消费者报》：关于青年人理财方面，你有哪些建议?消费者在金融消费中，有哪些事项是必须要注意的?
孟祥轶：经济学上有一个理论，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周期理论，也就是不同时期的收入财富分布中，青年人低于中年人，中年阶段大概四五十岁达到一生收入的顶峰，在退休之前都应该是积累财富的时候。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青年人的收入就是会比中老年人要低，这种收入差距是合理的，所以青年人有一些大额消费可能就需要借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仍然要储蓄，然后有不足的再去弥补。
如果出现收支不平衡的情况，比如有医疗的支出、培训、上岗方面的支出，暂时周转一下，这样的借贷(在自己还款能力范围内)是可以的。但是储蓄是一定要做的，不能觉得因为年轻、收入低就不储蓄，因为储蓄的特点在于你开始得越早，你后面积攒的财富才会越多，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它是复利指数式增长的过程。
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觉得现在没什么钱就不存了，不差这一年，等我挣够钱我再存等，那就比较晚了。所以要加强储蓄的意识，不是说每个月能剩下多少钱再去储蓄，而是明确每个月储蓄的目标是什么，比如每个月要储蓄6%或10%，那先拿出来。储蓄的概念一定要建立，有了储蓄的目标，再遇到金融营销、分期购物等推销的时候，你就会三思，会认真考虑，而不是营销人员给你推荐这个手机多好、可以办分期，你就立马改变主意，分期购买了更贵的手机。
其实各种产品的营销都是抓准了消费者心理的，只是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觉得营销人员说的很对，说得很好。实际上任何产品的营销都是这样，对营销人员的说法要报以谨慎的态度。这里也涉及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我们买手机时要比较品牌、背后的公司是怎样的，但很奇怪的是，在金融消费中，无论是借贷还是理财，很多人经常不会考虑这些，还不知道后面的公司是谁就敢把钱投给他，听了销售人员说了几句有多么好的回报，也不知道公司是谁就敢从他那儿借款，也不怕他是否有欺诈或有暴力催收的倾向。
正常的借贷生意，应该你有还款能力，我才贷给你。但我们看到的这些套路贷、校园贷等，根本不考虑你的还款能力。在不考虑还款能力的情况下，这个事情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他的利率、利息收得特别高，足以弥补他因不良贷款造成的损失，现金贷说白了就是这个概念;另一种就是他不依赖于还款能力，那他依赖于什么?那就依赖于非正规的，甚至暴力的手段来保证还款。实际上这个行业从历史上就是这个样子的，青年人要了解贷款这个行业，原本是一个古老的行业，而且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在里面。
《中国消费者报》：在推进金融知识教育、提高大众金融素养上，有哪些难点?
孟祥轶：用一句话来讲，教育实际上是一个长期投资，很难说马上就会有什么多大的改变。还有一点，金融知识教育跟其他任何教育，比如高中大学教育，是一样的，就是说关键在于如何让人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中。所以这个教育分两个阶段，第一步，我知道了相关的知识，第二步是我怎么应用到日常的金融决策中。
我说的难，主要是在第二步上。教育的效果很多时候难以在短期内有一个直接的评估，因为最终你是希望影响他的行为，这个并不容易。另外金融教育面向的青年人，都是成年人了，要改变成年人的行为本身就很难。此外，他的行为改变了，一般提供教育的人也很难观测到，特别涉及到金融的行为，比如购买金融产品和服务，涉及到很多隐私在里面。
不管怎么说，金融教育都是很重要的，要做非常严格的设计和安排，来保证教育效果。有一个概念叫可教育的时刻，比如你跟他讲理财、讲借贷的时候，他当时如果没这个需求，你给他讲的时候他不觉得这个事情对他有多么重要，效果就不会太好。可教育时刻就是可能是他第一次要准备买房的时候，可以给他提供跟房贷相关的教;或者说他刚结婚的时候，给他提供关于家庭的理财规划、未来的理财规划;或者是被套路贷了之后，这个时候可能是对他提供教育的比较好的时机，这个时候你给他讲，他就会比较愿意接受。而不是说随便召集一部分人说要把他们的金融教育水平提上去，这种情况下能让他们吸收、改变的可能性就小很多了。
注：微访谈内容仅代表嘉宾观点
